劉曉欣

【摘要】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以來，中國CPI呈現直線上升趨勢，2020年1-2月，CPI同比上漲為逾8年來首次破“5”，其中食品煙酒類CPI漲幅最大。CPI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資產價格與物價指數關系的變化、部分投機資金的消費品炒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向發展享受型過渡，但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費為主。預計在未來的居民消費中，醫療保健和交通通信類消費比重將會上升，食品煙酒和衣著類消費占比將會下降。在消費轉型升級過程中，面臨居民消費心理保守、產業結構落后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

【關鍵詞】CPI消費結構疫情【中圖分類號】F014.5【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中國CPI不斷走高。2017年2月，CPI同比上漲僅為0.8%，但是截至2020年2月，這一數字飆升至5.2%。其中，豬肉價格同比漲幅達到了135.2%，直接拉動CPI上升3.2個百分點，占比達到62%。3月19日，國家發改委指出，當下生豬產能和供應正在穩步恢復，豬肉價格隨之回落，預計未來居民豬肉消費將會回升。可以看到，CPI與居民消費緊密相關。從2013年到2019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3220元提高到21559元，年均增長率為8.5%，比CPI的年均增長率高出6.7個百分點。本文將根據相關數據從CPI入手討論我國消費結構的現狀、歷史發展情況、未來走向以及可能遭遇的困境。

CPI的構成與現狀

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又名消費者物價指數，是一項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消費品及服務價格水平變動情況的宏觀經濟指標。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居民消費支出分類（2013）》，CPI核算涵蓋的消費品及服務分為八大類：食品煙酒類、衣著類、居住類、生活用品及服務類、交通和通信類、教育文化和娛樂類、醫療保健類、其他用品和服務類。需要指出，房地產價格的衡量有專門的資產價格指數，不計入CPI。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的三年間，中國CPI的同比增長幅度呈上升趨勢，圖1顯示CPI的總體變化情況為：第一，近三年CPI持續增長。從2017年2月以來，中國CPI的同比增長均為正，且在0.8%-5.4%間波動。其中，2017年2月，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為0.8%，2020年1月，CPI同比上漲最大，為5.4%，與2017年2月相比提高了4.6個百分點，與居民生活相關的消費品及服務價格上漲迅猛。第二，2019年以來CPI增速直線上升。如圖1所示，2019年2月，CPI同比增長僅為1.5%，但在短短一年之內，這一指標急劇飆升，截至2020年2月，CPI同比上漲達5.2%，提高了3.7個百分點。第三，目前CPI水平基本處于歷史高位。2020年1月，CPI同比上漲5.4%，漲幅8年來首次破“5”。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2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2%，其中，城市上漲4.8%，農村上漲6.3%；食品價格上漲21.9%，非食品價格上漲0.9%；消費品價格上漲7.9%，服務價格上漲0.6%。

從CPI的八大類（見表1）構成看，呈現如下特點：第一，食品煙酒類CPI上漲最快。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食品煙酒類CPI持續增長。除2019年底，同比上漲幅度短暫下降外，其余月份漲幅不斷增加。與2019年2月1.2%的同比增長率相比，2020年2月食品煙酒類CPI同比上漲16%，提高了14.8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135.2%，直接拉動2月份CPI的近3.2個百分點。第二，交通和通信類CPI下滑最大。與其他七類CPI同比增長率始終為正不同，交通和通信類CPI同比增長率在大多數月份都為負，表明2019年2月以來，交通和通信類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出現同比下降。第三，CPI的飆升主要來自食品煙酒類、其他用品和服務類CPI較快的同比增長，其他六類CPI的同比漲幅下降。與2019年2月相比，食品煙酒類CPI、其他用品和服務類CPI的同比增長率分別提高了14.8和2.4個百分點，相比之下，衣著類、居住類、生活用品及服務類、交通和通信類、教育文化和娛樂類、醫療保健類CPI的同比漲幅卻相應地減少了1.5、1.9、1.2、0.4、1.4和0.6個百分點。

CPI高企背后的原因

第一，資產價格的變化，內生地推高了CPI。一般來說，居民消費價格與資產價格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由于虛擬經濟中的房地產、股票、債券等能夠吸納大量貨幣資金，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故而可以阻止實體經濟中居民消費價格的上升。以美國為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狙擊亞洲貨幣資金從亞洲撤走流入發達國家，其中大約有18000億美元在短期內涌入美國。按照慣例，本應引起美國物價普遍上漲，通貨膨脹率大幅度上升，但美國物價基本穩定，沒有爆發通貨膨脹，甚至沒有爆發資產價格暴漲，來自外部的流動性沖擊被虛擬經濟化解了，美國發達的虛擬經濟吸收了突然增加的流動性。所以，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這些貨幣進入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引發了資產價格普遍的大幅上漲，但是物價始終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實際上，自2000年至今，美國物價基本上一直都保持在2%左右，可以說是連續20年都“停滯”未漲。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救市，以及當前美國防控疫情期間出臺毫無底線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其物價指數仍將維持原有水平，甚至是低通脹率，CPI不會呈現上漲趨勢。

與美國經濟的過度發展虛擬經濟和產業空心化不同，近年來，我國整頓金融市場亂象，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防止經濟“脫實向虛”引發系統性風險，2017年下半年開始國家出臺了相關措施，有力地制止了貨幣資金進入股市、房地產等資本市場的炒作行為，成功遏制了資產價格泡沫，因此，虛擬經濟領域的資金退出流入實體經濟，導致物價會相應地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如表2所示，2015年我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股災，此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來防止市場過度投機和“脫實向虛”，并取得了顯著成效。2015年，我國股市的成交價格、流通價格、上證綜合指數、深證綜合指數分別高達14.9元/股、11.3元/股、3539.2和2308.9，截至2018年，卻依次下降到了11元/股、7.2元/股、2493.9和1267.9。但是，CPI同比上漲幅度從1.4%上升至2.1%，提高了0.7個百分點。

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房住不炒”和抑制房地產泡沫之后，可以看到，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同比上漲幅度從2018年10月的10.13%逐步降低至2020年2月的6.62%，下降了3.51個百分點。相比之下CPI的同比漲幅卻從2.5%提高到了5.2%，上升了2.7個百分點。詳見圖2。

綜上，隨著2008年開始我國逐步糾正了經濟“脫實向虛”不良趨向，今年又逢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收官之年的到來，虛擬經濟將朝著市場化、法制化建設方向逐步完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呈現良性循環，預計CPI價格指數也將回落。

第二，投機資金炒作某些小宗農產品及部分消費品，致使CPI上升。一方面，國內對房地產市場、股市、債市等虛擬經濟部門采取了嚴厲的調控；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市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明顯，不確定性加大。在此背景下，部分資金為了保值增值，開始尋找合適的資金出路，某些暫時具有金融資產屬性的小宗農產品的定價方式，從實體經濟部門的成本加成定價機制轉變為虛擬經濟的預期收益折現法，其脫離成本的價格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CPI的持續走高。例如，生姜就成為了這些投機資金的首選目標。

如圖3所示，2019年4月，全國生姜均價與2018年同期持平，此后出現了顯著上升，至2020年2月，同比上漲幅度達到49.9%。價格增長了將近一倍。由于人們對生姜的需求量不大，種植面積也不大，因此炒作生姜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受到2018年天氣影響，生姜主產區的產量下降，供給的減少加強了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供應商利用人的心理預期囤積商品，外加生姜易于保存，其生產的周期性導致供給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平時普通的生姜具有了金融資產的屬性，它的交易行為相應地從實體經濟范疇進入虛擬經濟的運作方式之中，出現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價格大幅度上漲的現象。另外，早些時期政府調控豬肉、果蔬等副食品價格的措施效應還沒有顯現時，部分小宗農產品和消費品呈現出非常態化的虛擬經濟炒作方式，導致CPI的上漲。

第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CPI的上漲。疫情對CPI的影響可用市場供求理論解釋。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家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斷采取了一系列封城封路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推動了CPI的增長。一方面，貨物運輸受阻加大了農產品的供給難度，推動CPI上升。疫情期間，交通管控的實行使得物流運輸不暢，各大超市和農產品批發市場難以從外地采購，農產品流通受阻，市場上供給數量減少，蔬菜、水果、肉類等食物價格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另一方面，人員復工延遲使得零售品供給出現缺口，導致CPI上漲。大批勞動力滯留原籍，無法及時復工，使得零售廠商出現勞動力短缺，庫存商品被哄搶一空后，生產加工能力受限，難以滿足消費者進一步的需求，因此，零售商品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CPI也出現了升高。對此，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例如，農村農業部印發通知，要求各地通過制定應急銷售方案，拓展銷售渠道，暢通物流通道，促進網絡銷售，加強組織協調等方式確保農產品的及時供應。隨著疫情的逐步緩解，交通部出臺了農民工包車運輸返崗方案，開展“點對點”直達運輸，有效推動了復工復產的順利進行。此外，鑒于我國的糧食儲備充足，口糧完全自給，因此全球疫情導致的國際糧價上漲對國內糧價的影響十分有限。可以預計，疫情對CPI的沖擊只是暫時性的，隨著穩產保供效應的持續釋放，年內食品等上行沖擊有望消退，CPI將具回落態勢，高頂點大概率將過。

從CPI看消費結構未來趨勢

在目前的CPI水平下，全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如何？哪些消費居于主導地位？哪些消費的相對需求較低？本文整理了2019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支出金額與占比的相關數據，總結為下表。

如表3所示，2019年全國居民消費結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食品煙酒在居民消費中占比第一。食品煙酒類CPI同比增長最大，為7%，其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也最高，為6084元，在人均支出中占比28.2%。第二，房屋租賃、維修等相關居住支出占據重要地位。居住類CPI同比上漲幅度僅高于生活用品及服務類CPI、交通和通信類CPI，為1.4%，但其人均支出卻僅次于食品煙酒，為5055元，占人均支出的比重為23.4%。第三，居民交通和通信消費日益增長。在八類CPI中，盡管交通和通信類CPI出現了唯一的同比下滑，但其人均消費支出仍然高居第三，為2862元，占比13.3%。第四，其他用品及服務支出比重最低。其他用品及服務類CPI雖然同比上漲3.4%，排名第二，僅次于食品煙酒類CPI，但其人均支出卻遠低于其他七類，僅為524元，在居民消費中占比2.4%。總的來看，在2019年居民消費結構中，食品煙酒、衣著和居住消費占比57.8%，其余消費占比42.2%。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食品煙酒、衣著和居住為生存型消費，交通通信、醫療保健、教育為發展型消費，家庭設備及用品、文化娛樂和其他消費為享受型消費。因此，從CPI結構看，我國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費為主，發展享受型消費為輔。

我國目前的消費結構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對比相關數據，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城鎮和農村的消費結構與全國基本一致。在城鎮和農村消費支出中，排名前三的依次為食品煙酒、居住、交通和通信，占比均超過10%，其他用品及服務支出在消費中占比最低，不到3%。第二，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差距較大。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為28063元，相比之下，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僅為13328元，不到城鎮居民支出的一半。第三，與農村相比，城鎮居民側重衣著，居住，教育、文化和娛樂領域等領域的消費。2019年，城鎮居民在衣著、居住、教育、文化和娛樂上的消費份額分別為6.5%、24.2%和11.9%，比農村居民高出1.1、2.7和0.8個百分點。這歸功于城鎮地區繁華的購物中心、發達的物流運輸系統、成熟的培訓機構、設施完善的文化娛樂場所為當地居民在網購、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提供了豐富便捷的渠道。第四，與城鎮相比，農村居民消費側重食品煙酒，交通和通信，醫療保健等領域。2019年，農村居民在食品煙酒、交通和通信、醫療保健上的消費份額分別為30%、13.8%和10.7%，比城鎮居民高出2.4、0.7和2.6個百分點。這表明農村地區相對落后的交通基礎設施和衛生條件使其支出更多地集中在相應領域。

居民消費結構經歷了怎樣的歷史發展過程？本文整理2013-2019年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情況，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到，全國居民消費結構呈現出如下變化：第一，醫療保健消費的比重顯著上升。2013年，醫療保健消費份額僅為6.9%，此后持續增長，2019年達8.8%，上升了1.9個百分點。第二，教育、文化和娛樂消費占比的增長幅度次之。數據顯示，消費占比從2013年的10.6%提高到了2019年的11.7%，上升了1.1個百分點。第三，交通和通信消費份額穩中有升。2013年，交通通信消費占居民人均支出的比重為12.3%，此后，先上升至2016年的13.7%，再下降至2019年的13.3%。第四，食品煙酒和衣著支出占比下跌最大。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食品煙酒和衣著消費的占比分別為28.2%和6.2%，與2013年相比減少了2.9和1.6個百分點。第五，其他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支出比重始終最低且變化最小。如表4所示，2013至2019年，全國居民其他用品及服務的消費份額遠低于其他七類，不到食品煙酒的十分之一，且基本穩定在2.4%-2.5%的水平。總的來看，2013-2019年，食品煙酒、衣著和居住消費占比從61.7%下降至57.8%，降低了3.9個百分點。因此，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享受型消費漸進過渡。

城鎮和農村的消費結構的變化有何異同？我們同樣以2013-2019年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如表5所示。

對比2013—2019年城鎮和農村消費變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農村的食品煙酒消費比重始終高于城鎮，但差距在不斷縮小。2013年，城鎮和農村的食品煙酒消費份額分別為30.1%和34.1%，截至2019年，相應地減少至27.6%和30%，其差距從4個百分點縮小到了2.4個百分點。第二，城鎮居民的衣著類消費份額一直高于農村，但差距在進一步降低。2013至2019年，城鎮與農村的衣著類消費占比差距從2.3%下降到了1.2%，減少了1.1個百分點。第三，城鎮的居住消費占比大于農村，且差距存在擴大趨勢。城鎮居民的居住消費從2013年的23.3%升至2019年的24.2%，農村居住消費從2013年的21.2%提高到2019年的21.5%，居住消費的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第四，城鎮交通和通信類消費支出比重經歷了先領先農村，后不及農村的變化過程。2013—2016年，城鎮交通和通信消費分別超出農村0.8、1.1、0.9、0.4個百分點，但2017年后被農村反超。截至2019年，城鎮交通和通信消費比農村低0.7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結構的未來走勢將會怎樣？分析相關數據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的比重預計大幅上升。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對于專業養老、高端醫療、營養保健、康復護理、健康科學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消費需求。如圖4所示，2013-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從912元上漲至1685元，增長近一倍，相應消費占比也從6.9%增加到8.8%，提高了1.9個百分點。2019年，我國醫藥保健產品進口、出口、進出口額大幅增長，創下201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黨中央、國務院在2016年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預計2020年，健康服務業總規模超8萬億，到2030年達16萬億。目前我國健康產業僅僅6萬多億元，因此未來十年將增加10萬億元。而且，經過本次疫情，醫療保健產業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作用進一步凸顯，公眾的健康意識顯著提高，醫療保健領域巨大的市場需求一觸即發。第二，交通通信消費的占比將進一步擴大。從圖5可以看到，全國居民的人均交通通信消費支出從2013年的1627元增加至2019年的2862元，其消費所占份額也從12.3%提高到了13.3%，呈緩慢上升趨勢。與此同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涉及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的“新基建”進入了大眾視野。可以預計，未來新型基礎設施的完善將提高移動傳輸等技術的速度和效率，帶動數字娛樂、在線教育、直播零售、無人配送、無人駕駛等多個關聯產業迅速發展，大眾對于便捷通訊和物流運輸等的消費需求也會隨之而來。第三，食品煙酒和衣著的消費份額未來將會出現顯著下降。如圖6所示，2013-2019年，居民食品煙酒和衣著的消費份額顯著下滑，分別從2013年的31.2%和7.8%降至2019年的28.2%和6.2%。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居民用于食品衣著的支出占比會不斷下降，消費結構將從生存型消費向改善型消費過渡。例如，美國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后，食品和衣著類支出占比減少到了16.3%。相比之下，2019年，我國食品煙酒和衣著的消費占比高達34.4%，因此未來存在較大的下降空間。

消費結構升級過程中的困境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盡管消費升級是大勢所趨，但在未來的推進過程中可能面臨以下問題。第一，消費心理悲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直接導致經濟停擺，失業上升。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6.2%，為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疫情帶來低收入群體的增加、收入水平的下降會影響消費者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而CPI仍處在較高水平，因此，報復性消費未必如約而至，消費心理可能反而更趨保守。第二，產業結構有待升級。我國的消費結構處在向發展享受型消費過渡的階段，創新設計、產品品質、品牌價值等逐步成為了消費者的關注重點。但相應的產業結構卻仍以中低端為主，無法滿足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需求。境外搶購集中體現了這種落后的產業結構與增長的高端消費需求之間的矛盾。第三，人口老齡化嚴重。一般來說，年輕人是消費升級的主力。2019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為12.6%，老齡化問題突出。考慮到老年人傾向于儲蓄而非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在未來可能進一步導致居民整體的消費意愿下降。

這三個問題在中國消費結構升級過程中是不可回避的。近期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各省市陸續推出消費券等措施以提振消費，但這些畢竟只是短期刺激手段，長期來看，一方面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繼續嚴控房地產市場，降低居民負債率，雙管齊下，才能真正持續釋放居民消費活力。同時，協調與消費結構相匹配的產業結構需要推動科技創新和技術升級，鼓勵發展應用型科研，重視職業技術教育。此外，人口老齡化下的醫療保健消費或將迎來黃金發展期，長遠來看，適當放寬生育政策不失為促進消費的好方法。隨著中央第一份要素市場化配置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2020年4月9日）的出臺，未來我國將進一步培育和完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要素市場化定價機制的逐步健全，意味著要素分配機制的完善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這將激發各方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從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更好地促進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熊麗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研究闡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度開放下外部金融沖擊應急系統研究”（項目編號：20ZDA1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