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網貸行業5年后，黃安決定離開。

2014年，黃安開始在一家著名網貸公司做風控，一年后離職，創辦了一家為網貸公司服務的催收公司。巔峰時期，公司一個月能收到幾億元的催收訂單，在湖南、貴州等地設有分部，員工超過300人。

但最近兩年，與網貸相關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一些年輕人因無力還貸而自殺或走上犯罪道路。國家出臺了嚴格的監管政策，警方開始大力打擊暴力催收、套路貸，“整個行業風聲鶴唳。”

2019年4月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持續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違法犯罪分子”。

這些轉變成了壓垮黃安的最后一根稻草。5月8日，新京報記者在北京北五環的一棟寫字樓里見到黃安時，兩層的辦公區域空空蕩蕩，只剩下三四個人，各地的分部也早已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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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東三環附近的瑞辰國際中心內，聚集著多家網貸公司。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攝

野蠻生長

在網貸這一行，黃安屬于入場較早的一批人。2014年他來北京發展時，網絡借貸在中國已存在了7年，但認可、接觸它的人還不多。

公開信息顯示，2007年，國內第一家P2P網貸平臺拍拍貸在上海成立，以信用借款為主。截至2011底，全國網貸平臺只有20家左右，活躍平臺不到10家，有效投資人約1萬人，成交額約5億元。

直到2013年，以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額寶為代表的網絡理財產品誕生，京東白條、螞蟻花唄等“先消費，后付款”的消費金融產品涌現，網貸才開始進入大眾視野。

“好多在銀行借不到錢的人是有資金需求的。這是一個新一代的產品、新興的市場，它的出現對社會是有幫助的。”黃安說，許多民間放貸團體和互聯網從業者從中看到了商機。

2014 年 9 月，黃安加入了一家剛成立半年的網貸公司，主打業務是高校分期 購物。成立之初，公司只有 4 名員工，CEO 要親自印傳單，再開著寶馬到北京的高校推廣。

沒幾個月公司就賺錢了，從 CEO 家不到 60 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了中關村 SOHO，后來還獲得了上億美元的投資。

和黃安一樣，王玥也看到了網貸行業的前景。她本科就讀于國內頂尖大學數學系，2016 年看到網貸行業發展迅猛，她從傳統銀行業跳槽到了一家做現金貸的公司。

與黃安從事的分期購物類網貸不同，現金貸是指無抵押、無擔保、不指定資金用途的個人貸款，屬于網貸的一種。它期限短、額度小，能覆蓋大部分人的信貸需求。

一入行，王玥的工資就翻了倍“。(現金貸)好像突然一下就火了。最多的時候，公司一個月能放款上百億。”

為了規范方興未艾的網貸行業，從 2015 年 12 月 開始，江西、上海、重慶等省份的金融辦相繼發文，專門設置了針對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在公司注冊資本、經營范圍、發起人資歷等方面，比線下小貸公司的規定更加嚴格。

比如江西省金融辦于 2015 年 12 月發布的《江西省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指 引( 試 行)》規定，網絡小貸公司的注冊資本不低于2億元 ，須一次性足額繳納;公司須與省小額貸款公司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對接。

更重要的是，包括江西在內的各省級金融辦均要求，網貸產品的年利率須按照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民間借貸司法解釋 》)，嚴格控制在36%以下。

“但真正拿到官方牌照的公司很少。”黃安說。多名業內人士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大量公司沒有取得網貸牌照，卻以科技公司的名義在工商部門注冊，之后需花費幾十萬元購買一套網貸系統，做一個APP，就能在手機應用商城上線，開展網貸業務。類似的無牌照公司，基本無人監管。

黃安說，那幾年里，無牌網貸公司野蠻生長，涌入了來自銀行 、電商 、傳 統 實業等各個行業的資本，更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公司入場。P2P網貸行業門戶網站 “網貸之家”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22日，全國各省份批設的網絡小貸公司 223 家，但持牌公司數量只占據市場中極小的部分。

2018年7月，近400名大學生因未按時償還網絡校園貸被告上法庭。借款前，網貸公司曾要求借款人手持身份證、借款合同等拍照。受訪者供圖

獲客：從線下向線上轉移

2015 年初，黃安剛進公司沒多久，就被派到南京做線下校園推廣。他沿用了 CEO定下的推廣形式——在統招高校里掃樓、發傳單，吸引客戶。用業內專業 術語來說，就是“獲客”。

起初，黃安每天早上 7 點出門，夜里 12 點才回到住處，碰到有門禁的宿舍樓只能吃閉門羹。他開始在各高校論壇、貼吧招校園代理，讓代理組織在校生發傳單，“我們給代理一小時 15 塊，他給發傳單的同學一小時 14 塊。”

黃安給代理培訓時，會讓他們告訴學生產品是“做分期的”，基本不提“ 貸款 ” 二字。對于分期的年利率、 逾期未還款的處理等問題， 他不會對學生細說——當 時的產品分期年利率約為 50%，超過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中最高年利率 36%的規定。

時間久了，黃安發現貸款人數最多的是體育類、傳媒類大學，以及二本、三本、 專科學校，一本高校貸款人數最少，“因為這些學生問得更細”。

那時，像黃安這樣做線下推廣的，整個公司有近 2000 人，每月底薪 1500 元-2000 元不等，“人力成本非常高”。

為了適應技術發展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傳統的線下獲客模式逐漸向線上轉移。在百度買競價搜索廣告、去網貸論壇以借款人的身份發帖推廣、注冊 APP 返紅包等手段極為常見。

余明在某消費金融公司市場部負責運營與獲客。他說公司現在主要有三種獲客手段:一是從外部買流量，比如在某些 APP、 應用市場購買廣告;二是與 B 端產品（指面向商家 、企業級、業務部門提供的服務產品）合作 ，比如在貸款超市上架等;三是使用其他網絡小貸公司的平臺，與他們聯合放貸。

“其實還有一些不太正當的獲客方式。比如用‘爬蟲’盜取其他公司的客戶數據。”余明說。2017 年，媒體曝光過一款名為“同業爬蟲 ”的產品 ，只要提供其他網貸平臺的用戶名和密碼， 就能獲得用戶的所有信息。

此外，一些小的網貸公司會在 APP 名稱里加上知名網貸平臺的名字“碰瓷”。在 應用商店搜索余明公司的 APP，前幾位都是“碰瓷”的小公司，不了解情況的人可能就直接下載這些小公司的 APP 了。

為了拓寬客戶群，一些 網貸公司還會與其他機構合作，打著培訓貸、整容貸等 旗號引人上鉤。2018 年 7 月 ，新京報報道過《“704”校 花背后:兼職換購面具下的 “ 校園貸 ”》，文中提到 ，一 家名為“704 校花”的網貸公司以“兼職換購”的名義在高校宣傳，許多學生出于找兼職、 掙零花錢的目的背上了網貸債務。

2019年2月，西安一名21歲的女孩疑因網貸自殺。半個月后，她的父親遭到催收人的辱罵。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攝

風控：業內共享的民間征信

并非所有網貸申請人都能還款，要想實現最大程度的營利，風險控制是核心。

一開始，黃安公司的風控方式是為借款人評分，引入學歷 、性別 、地區等參 數 ， 再根據過往數據、還款表現，賦予各個參數不同的權重，綜合考量。

簽合同時，黃安會親自到學生宿舍，這能證明借款人的學生身份。他還能與借款人的室友聊天，了解其還款能力 、 違約風險 ，“ 有些宿舍我們進不去，就在食堂或教室簽。”

黃安告訴新京報記者，早期的學生市場數據顯示，東北、西北地區的客戶違約率比廣東、福建低。“可能因為早期南方人接觸金融比較多，懂得一些投機取巧的手段。”后來公司進入成人網貸市場，東北的逾期率慢慢被拉高了。“所以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沒有絕對的好區域。”黃安說。

2016 年左右，黃安的公司在風控方面引入了大數據模型。為了了解借款人的個人狀況，他們會要求借款人提供姓名 、職業 、工作單位 、 單位地址、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還要綁定手機運營商、 進行身份證實名驗證。

“風控模型主要分析這個人的資質 、風險 。”有多年風控從業經驗的王玥說，申 請人的教育水平、收入、地區等都會被納入評估體系，“但他們的職業、收入沒法核實， 所以我們會重點看手機運營商的數據。”

在王玥供職的網貸公司，申請人授權查詢手機運營商數據后，風控模型會自動讀取通訊錄聯系人、通話記錄等。這些數據能側面反映用戶資質，比如查看手機歸屬地，可以印證其居住地是否真實;查看通話記錄，可以印證其生活是否正常:常和親友通話的用戶，資質會比常和人工客服通話的更好。

“有些騙貸的人，會注冊新手機號貸款。”王玥說 ，他們會查看6個月內頻繁聯系的號碼、通話記錄是否正常等，篩選掉部分騙貸的人。

但有的“老賴”會長期使用多張電話卡，四處借款。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一些公司引入了人臉識別技術，增加了借款前“ 刷臉 ”的要求 ，防止用戶在同一平臺用多張電話卡重復借款。

2016 年，黃安所在的公司放棄了校園貸業務，轉而服務城市成人群體，并與支付寶、芝麻信用達成合作。對于支付寶導流過來的客戶，公司風控時會審核其“芝麻分”(基于阿里巴巴電商交易數據和螞蟻金服的互聯網金融數據，對客戶個人信用狀況的評估結果)。黃安說，這部分用戶逾期率非常低，因為逾期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支付寶使用。

據王玥介紹，目前，許多網貸公司會聘用第三方的專業風控公司。除提供貸前審核服務外，這些風控公司還會分析海量數據，對還款記錄不佳、有過欺詐行為的申請人形成“黑名單庫”。

“黑名單庫就像民間征信。”王玥說 。在中國，大多數網貸公司無法查閱央行的征信數據，其數據也不會被納入央行征信系統。據財新網 2019 年 5 月報道，目前，央行征信中心接入的小貸公司僅 1000 多家，其中包括互聯網小貸公司，還有 7000 多家小貸公司未接入。這對網絡貸款公司非常不利。

第三方公司的“黑名單庫”于是成為業內風控、防欺詐的共享體系。但在這個共享體系中，信息并非百分百真實。王玥說，一些網貸公司為了鞏固客源，會故意把優質客戶放到黑名單里，“這樣的話，他在其他公司很難貸到款了”。

減少壞賬：提高利率、復借率

盡管采取了風控手段，網貸公司的壞賬依然比比皆是。為了平衡壞賬產生的成本，許多網貸公司的應對方式是提高利率。

“業內普遍的年利率都在100%左右。”一名網貸行業人士表示，盡管大家都知道，最高法院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不超過24%的，訴訟時法院才予支持，約定年利率超過36%的部分無效， 但網貸公司的客戶個人信用 和還款能力相對較差，壞賬率高，不提高利率無法盈利。“把年利率控制在24%以內，銀行能盈利，我們不行。” 上述人士說。

2017 年 11 月，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分析技術平臺在對 2693 家現金貸平臺監測后發現，現金貸利率折算為年化后大部分超過 100%。部分平臺雖然表面利率不高， 但通過收取信息審查費、賬戶管理費、交易手續費、風險保證金等費用，變相拉高了利率。

除了提高利率，許多網貸公司還會采用“借新還舊”的方式控制壞賬，即在借款人無法還清上一筆債務時，借給他新的款項，用來償還舊賬。

這種方式在借款人身上的表現是“以貸養貸”。24歲的李歡畢業于一所三本院校，大一時，在網貸平臺“名校貸” 上借了 7000 元。此后，他就被卷進了網貸漩渦，每次無力還款時，都有專門的網貸中介向他推薦“新口子”(新的網貸平臺)“。只要是網上報道過的產品 ，我基本都用過。”李歡說，最多的時候他身上背過兩三萬債務，直到向父母坦白，才終于還清了錢。

對于網貸公司來說，“借新還舊”不僅能控制壞賬，還能提高“復借率”。“從公司賺錢的角度來看，只有反復借錢的客戶才是好的。”王玥說。

西安疑因網貸自殺女孩的父親，搬到了女兒生前的出租屋，尋找女兒自殺的真相。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攝

催收：曝通訊錄，心理施壓

由于大多數網貸公司的數據不上征信，借款人基本不用擔心欠錢不還會對自身信用產生不良影響。此外，大多數網貸公司的年利率超過了 36%的法定紅線，這意味著 ，即使把“ 老 賴 ”告上法庭，也要不回合同約定的本金、利息。

“所以網貸公司對賴賬用戶幾乎是無能為力的。”黃安說 ，“ 催收 ” 成了他們敦 促借款人還款的唯一手段。

據黃安介紹，大多數網貸公司會與第三方催收公司合作，并按催收的難易程度 償付傭金，逾期時間越長、還款難度越高，傭金在催收金額中占比就越高，“一些逾期時間短的催單，催收可能只拿 5%左右，但有的訂單逾期超過365天了，如果能要回來，催收能拿到70%。”

2015 年 8 月，網貸行業迅速發展的時候，黃安從公司離職，和朋友創辦了一家催收公司，專門為網貸公司服務。

催收是勞動密集型工作，沒有技術含量，“ 學歷高中以上就行”。每招進來一批人，黃安都會安排培訓，教授催收“話術”。

“我們常用的催收方式就是打電話、發短信。”黃安說，對于網絡小額貸款的借款人 ，上門催收成本太 高 ，“ 畢竟欠款一般只有幾千塊。”

但打電話、發短信也有技巧。催收人會先找借款者本人，不起作用時再打給借款合同上的“緊急聯系人 ”， 極端情況下才會“曝通訊錄”——給借款人通訊錄里的每個聯系人打電話。

對于頑固的“ 老賴 ”，催收人打電話前還會在社交平臺搜索借款人的單位、親人住址等信息，并在通話時把這些信息透露給借款人，進行心理施壓。

黃安給員工講過這樣一個案例：團隊催收一單借款時，搜索借款人手機號后發現，其每天都會在一家直播平臺直播。催收人組織了幾個朋友到直播間刷屏催款，當天晚上，借款人就把錢還了。

“早幾年，好多公司會暴力催收，比如在貼吧發借款人照片、罵借款人之類的，回款率就比較高。”黃安說。

借款人受到催收公司暴力騷擾的情況并不少見，有時甚至會讓借款人走上絕路。2017 年 4 月，廈門華廈學院的一名大二女生陷入“裸條貸”，累計借款 57 萬元，得知催收人將其裸照發至母親后燒炭自殺。2017 年 6 月，咸陽大學生小劉在家中自縊身亡，小劉的父親發現，事發當天小劉的手機收到 131 條催款短信。2019 年 2 月，西安一名 21 歲的女孩疑因網貸自殺身亡，去世后，其父接到多個催收電話，收到多條催收人員發送的辱罵信息。

根據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 2017 年 11 月，該中心共監測到各類催收平臺 370 個，催收項目 188 萬個，涉及催收資金額 1.7 萬億元。僅2017年6月至11 月，該中心便監測到催收頻次 1000 余萬次，暴力催收施害人79萬，受害人92萬。

嚴格監管

從 2017 年年底開始，野蠻生長以致失序的網貸行業迎來嚴格監管。

當年 12 月 1 日，互聯網金 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指出“現金貸”業 務中過度借貸、重復授信、不當催收、畸高利率、侵犯個人隱私等問題十分突出，存在著較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隱患。

2018年4月，銀保監會、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央行聯合印發《關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對)以故意傷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嚇、 威脅、騷擾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間貸款……等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行為或涉嫌犯罪的行為，公安機關應依法進行調查處理”。

從那時開始，黃安的公司就從“合規催收”變成“溫柔催收”了 。“我們以前都是說今天下午必須把錢還了，現在是‘您看今天下午方便把錢還了嗎?麻煩您了’。”黃安認為，干催收已經變得非常卑微了，“態度稍微強硬一點 ，就有被投訴的危險 ”。 而借款人一旦在消費投訴平臺“ 聚投訴 ”上投訴成功 ，網貸公司就可能追究催收公司的責任。

更嚴重的是，網貸從業者可能面臨的刑事責任，最典型的是網貸中的“套路貸”。

2019年4月9日，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發布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 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表示要“ 持續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 違法犯罪分子”。

而就在兩個月前，公安部發布了打擊“套路貸”的相關數據。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2月，全國公安機關共打掉“套路貸”團伙 1664 個，共破獲詐騙、敲詐 勒索、虛假訴訟等案件 21624 起，抓獲犯罪嫌疑人 16349 名，查獲涉案資產 35.3 億余元。

“這兩年離開這個行業的人非常多，特別是那些無牌公司的人。”據余明觀察，這些無牌公司的盈利數額、客戶群體都在急劇萎縮。與此同時，無牌公司還要承擔比其他公司更高的融資成本和運營成本。

“這些公司本身不合規，現在國家又把它們定性為高息，用戶不還錢的概率大幅增加 ”。

黃安告訴記者，近一個月來，業內絕大多數催收公司都已停業。黃安的公司也沒能逃脫倒閉的命運，他在 3 個月內辭退了所有員工，正在做最后的清算工作。將近一百平方米的辦公室里鮮見人影，只剩幾套還沒來得及處理的辦公桌椅，窗外是破敗的城中村。

年過三十的黃安決定徹底離開網貸行業。“這個行業基本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了。最后能活下來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合規的公司。”

（應受訪者要求，黃安、 王玥、余明、李歡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實習生 吳婕 編輯 滑璇

值班編輯 潘佳錕 校對 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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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原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