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志華，男，1983年1月8日出生，小學文化，農民。因犯搶劫罪于2001年7月3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2004年1月29日刑滿釋放。因涉嫌犯詐騙罪、搶劫罪于2006年10月27日被逮捕。

四川省夾江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余志華犯詐騙罪，向夾江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夾江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6年7月底，被告人余志華和楊琴以租車的名義，將竇永昌的一輛“起亞牌”汽車租走，造了竇永昌的身份證明和轎車手續，以5萬元的價格在峨眉山市“鑫鑫”寄賣行將該車典當，余志華分得2萬余元。后竇永昌向余志華和楊琴索還該車。余志華因無錢取回該車，遂于同年8月4日，以租賃汽車使用幾天的名義，向其朋友陳建紅租得“奇瑞QQ牌”汽車一輛(車牌號為川L32770)。當晚，余志華將該車以1.9萬元的價格在峨眉山市“鑫鑫”寄賣行典當，并用此款將之前典當的竇永昌的起亞牌汽車贖回退還。經鑒定，被典當的“奇瑞QQ牌”轎車價值人民幣26，590元。

夾江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余志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的方法，詐騙他人轎車一輛，價值人民幣26，590元，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余志華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是累犯，應從重處罰。辯護人以被告人余志華案發后認罪態度較好，且贓車被追回，請求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判決被告人余志華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千元。

一審宣判后，夾江縣人民檢察院以原判量刑畸輕向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余志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的方法，詐騙他人轎車一輛，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根據其詐騙財物價值金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應當對其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原判綜合考慮了被告人系累犯，但其犯罪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三千元，并無不當。抗訴機關認為原判量刑畸輕的抗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1.將租賃來的汽車典當不予退還的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

2.被告人連續典當租來的汽車，在車主追索時，以后面汽車的典當款贖取前車，前面的典當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

3.應如何計算本案的犯罪金額?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將租賃來的汽車典當不予退還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因此，本案被告人余志華的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應當從本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來予以分析。

從表面看，被告人余志華租賃汽車是以真實的身份，只是在當車過程中，偽造了汽車所有人的身份證明和轎車手續等文件，故有意見認為其行為難以反映出其主觀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其以真實身份租車，未使用欺騙手段，汽車出租方并未被騙;而對典當行一方來講，被告人雖然在當車時使用了假的手續，但是把汽車押在典當行，并且到期贖午，余似乎也沒有非法占有典當行財產的故意。但是認真分析，我們會發現被告人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犯罪的構成特征：1.被告人主觀上具有直接占有他幾財物的故意。租車行為只是賦予了租車方對租賃汽車的使用權，并沒有賦予其處分和利用該車收益的權利。而余志華在租第一輛汽車時，未提供任何財產擔保，將汽車租出之后并未使用，而是在明知自己沒有經濟能力將車贖回的情況下，冒充出租人的名義，直接將汽車予以典當，并將典當款與他人瓜分，其租車使用是假.以租車為名占有該車典當款是真.只是由于車主索要汽車，并聲稱不退車即報警，被告人為防止案發，才使用相同的詐騙手段，將租來的第二輛汽車予以典當后的典當款，用于贖回第一輛汽車，歸還第一被害人。這一系列行為都充分說明，被告人無論是在租第一輛汽車，還是第二輛汽車時，其主觀目的都是為了將租來的汽車予以典當后，非法占有典當款。因此，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2.被告人客觀上采用了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欺詐手段。被告人以“租車使用”的虛假名義，取得被害人同意，將汽車租出后，根本未予使用，而是直接將汽車予以典當;在典當時，又找人偽造汽車出租人的身份證明及相關手續，而后以這些偽造材料騙取典當行的信任，使典當行誤認為將汽車典當是汽車所有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從而將汽車的價值轉化為現金后，直接占有了該現金。可見，被告人在租車、當車時均采用了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等詐騙手段。至于其租車時使用真實姓名的原因，則是其利用與被害人相識的便利條件，將詐騙對象鎖定在熟人間，以真實姓名租車，更容易贏得被害人的信任，使其在不提供財產擔保的情況下，順利將汽車租出。從這個角度分析，被告人以真實姓名租車，只是為了使其詐騙行為更具有隱蔽性，使詐騙行為順利得逞。因此，本案被告人的行為符合以騙取則的客觀特征。3.從詐騙數額看，本案被告人連續采用欺騙手段，將兩輛汽車予以典當，并最終與有第二輛汽車的典當款，給被害人造成了較大的經濟損失，達到了詐騙罪的追訴標準。

綜上，可以認定本案被告人余志華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兩次都是通過口頭合同將車輛騙來后進行典當，進而非法占有典當后的錢款，受騙的真正被害方是汽車所有人而非典當公司，汽車所有人和被告人之間達成的口頭協議并非基于生產經營目的，而是基于駕駛使用，所以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侵犯的并非是汽車租賃這一市場秩序，而是被告人的財產所有權。因此，本案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被告人連續非法典當租來的汽車，是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詐騙行為，為同種數罪。

由于第一起租車行為中的車主找被告人余志華還午，余用第二輛當車的錢把第一輛車取回歸還車主，看似第一個車主沒有受到任何損失，似乎其第一起行為不應認定為犯罪但是從詐騙罪的構成標準看，余在將第一輛車控制后，不是真正將車用于使用，而是隨即偽造車主的身份證明和轎車手續，進行典當，取得典當款后即各自分掉。其非法占有的典當現款雖然是從典當行取得，但是，該款來自于汽車價值的轉換，承擔損失的仍然是汽車的出租人，出租人遭受的損失即為被騙租的汽車。因此，余在將第一輛車典當掉后取得典當款時，其行為具備了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已經是一個獨立的詐騙犯罪行為。其在車主“不還車就報警”的逼迫下被迫將車贖回歸還的行為，只是詐騙的事后行為，并不影響其先前詐騙行為的法律性質。因此，被告人第一起租車典當行為也成立詐騙罪，其連續典當租來的汽車，是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詐騙行為，為同種數罪，刑法上作為處斷上的一罪處理。

(三)在車主追索下，被告人既已贖取前車歸還車主，則只以未贖取汽車的金額計算犯罪金額，之前的詐騙行為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4日《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對于多次進行詐騙，并以后次詐騙財物歸還前次詐騙財物，在計算數額時，應當將案發前已經歸還的數額扣除，按實際未歸還的數額認定，量刑時可將多次行騙的數額作為從重情節予以考慮”的規定，本案被告人連續典當租來的汽車，在車主追索時以后面汽車的典當款贖取前車歸還車主后，只以被告人最終實際取得的汽車價值計算其犯罪金額，以前被典當車輛的價值金額作為從重情節予以考慮，對此，法院的認定是準確的。

(執筆：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何承斌 四川省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李韻梅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周 峰)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2008年第3集(總第62集)，總第494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