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無訟APP，未經作者許可禁止轉載。

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關于股東未按期足額出資違約責任的問題規定:“股東不按照前款規定繳納出資的，除應當向公司足額繳納外，還應當向已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那么符合該條款規定的追究未按期足額出資的股東的違約責任時，此種違約責任的計算方式又是怎樣的呢？本文結合合同法關于違約責任的基本規定、公司法業務的特殊性及司法實踐中的通常做法，對此類違約責任的確定和計算方式做系統闡述。

一、以違約金方式追究股東出資違約責任的相關實務問題

股東通過支付違約金的方式承擔違約責任在操作上較為簡單，但前提是股東在協議或者公司章程中已經明確約定了違約金的數額或者計算方式。

（一）如何確定違約出資股東違約金的調整標準

實務操作中除了應當關注股東逾期出資違約責任的違約金是否約定外還應當注意違約金的調高或者調低問題。

當事人主張調高或者調低違約金在合同糾紛中較為常見，那么在出資義務違約責任類案件中應當如何衡量違約金是否明顯偏高或者偏低呢？下面通過一個案例闡述該問題。

在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原告吳嗣會、劉櫻訴被告何榮與公司有關糾紛一案中，法院審理中，被告申請對違約金比例進行調整。法院認為，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與資合性特征，現原、被告雙方既已喪失人合基礎，對于被告違約行為僅應以合同約定為基礎，以實際損失為限。現參考成都凱博瑞食品有限公司部分流水賬所反映經營狀況，以及《成都凱博瑞食品有限公司增資擴股協議書》的約定記載，顯示該公司經營金額較小，無大宗對外投資和訂立高額合同行為，且被告前期投資10萬元已顯然進入公司運轉環節，剩余5萬元未到位出資未造成該公司巨額經濟損失，故本院對該違約金的標準酌情扣減三分之二，即酌情判令被告何榮向原告吳嗣會、劉櫻承擔5萬元違約金。【參考案例：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2172號民事判決書】

法院對上述案件的裁判思路為我們提供了確定此類違約金是否過高的衡量方式和方法。即，公告公司財務賬目所體現的經營狀況及經營損失情況來確定股東之間約定的出資義務違約金計算標準是否過高。然而該判決不足之處在于，案涉違約金系股東之間的約定的違約責任承擔方式，衡量違約金是否過高或者過低應當直接以股東所受到的損失作為衡量標準。雖然股東的損失情況可以通過公司的經營狀況得以反映，但畢竟兩者不屬于同一概念，在判決文書中不宜將二者等量齊觀。

（二）警惕公司治理因素對違約金條款適用的影響

雖然股東在投資協議中約定了違約金，且存在應當追究違約出資股東違約責任的情形，仍然不能想當然的認為違約金條款一定可以作為追究當事股東違約責任的依據。原因在于投資協議法律關系與其他合同關系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具有對所投資主體的內在治理性。如果按照約定的違約金標準追究股東違約責任會損害到公司的內部治理進而損害到公司的正常經營或者合法存續，則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會從其他角度酌情確定違約股東應當承擔的違約責任。

例如，浙江嘉興市南湖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浙江澤睿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廖凱悅與永康市康壯日用品商行股東出資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領慶投資公司的經營范圍為創業投資及創業投資咨詢與管理，公司發起人及后續加入股東投資均較大，可以說均為較成熟的投資主體，公司章程第十六條對股東逾期出資的違約金、加罰違約金及失權的規定，也體現出該公司較為重視公司投資結構的確定性和穩定性，同時對守約股東的信賴利益給予高度維護。本著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兩原告有權要求被告根據章程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但截至目前其他股東尚未決定被告逾期出資部分的認繳人并實際出資，故無法完全按照章程規定計算違約金，同時兩原告要求被告按未繳出資額的每日萬分之五計算至實際履行之日，一則按此計算方法，被告的義務無法準確確定；二則不利于其他股東盡早決定認繳人并實際出資，從而維持公司注冊資本的充實和穩定；三則被告逾期出資三十日后，其他股東即可以不接受被告該部分的出資，而決定其他認繳人，如因其他股東遲遲不能決定認繳人的原因而加重被告的義務對被告而言亦有失公平；四則違約金本質上系基于違約方對守約方所產生損失的彌補，現兩原告未提供證據證明被告逾期出資給原告造成的實際損失如此巨大，因此本院結合公司章程中的規定及本案實際情況，綜合確定被告支付逾期出資違約金50萬元。【參考案例：嘉興市南湖區人民法院(2014)嘉南商初字第100號民事判決書】

上述案件中法院在考量違約金適用的問題時，多角度考量了違約金計算方式對當事人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恪守、公司注冊資本的充實性與穩定性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進而對違約金數額進行了酌情裁定。此操作并未囿于當事人關于違約金條款的約定及實際損失的衡量問題，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如果作為被告違約出資的代理人，可以參考上述裁判思路，不拘泥于損失下調的角度主張對違約金進行調整，或許可以收到較好的代理效果。

二、兩種從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角度主張違約責任的操作

從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角度違約責任的方式包括兩種：1. 按照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主張違約責任；2.以同類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為基礎，參照逾期罰息利率標準計算違約責任。上述兩種操作方式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且獲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較大。

（一）按照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主張違約責任

此種主張違約責任的方式常見于當事人未明確約定違約金或違約金計算方式的情況。司法實踐中股東按照此種方式主張違約責任的，只要當事股東的違約責任成立，法院一般會支持按照此類方式計算的違約責任。

不足之處在于，采用此種方式計算違約責任懲罰性不足且有時并不能彌補守約股東的損失。筆者認為，此主張方式適用于至守約股東起訴時，股東違約持續時間不長且未造成守約股東實際損失的情況（出資利息損失除外）。

（二）以同類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為基礎，參照逾期罰息利率標準計算違約責任

此種違約責任的計算方式較之前一種對守約股東相對更為有利。該計算方式系參照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而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第四款的規定：“買賣合同沒有約定逾期付款違約金或者該違約金的計算方法，出賣人以買受人違約為由主張賠償逾期付款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為基礎，參照逾期罰息利率標準計算。”

而依據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的規定：“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參照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據此，上述違約責任的計算方式也可以作為計算股東逾期出資違約責任的參考。

三、按照實際損失主張違約責任

實務中法律人一般認為，守約股東通過舉證所收到的實際損失以追究違約股東的違約責任難度比較大。但難度大并非等于不可操作。在解決舉證守約股東的實際損失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明確違約出資的當事股東的出資方式是貨幣出資還是非貨幣出資，進而再依據具體出資方式、股東投資目的、公司實際運營狀況三個角度尋找舉證實際損失的突破口。

例如，在以項目和技術為出資內容的投資項目中，如果守約股東的義務是貨幣出資而違約股東的出資義務是技術出資。后來出現了貨幣出資的股東依約完成了出資義務，而技術出資的股東遲遲不向被投資主體轉讓技術。此時產生的最大損害是投資項目直接無法推進。進而貨幣出資方的貨幣出資變得并無實際投資意義。如果此項目因此無法繼續進行，對于貨幣出資方而言，其受到的損失包括兩個部分:1.貨幣出資方的投資虧損額（通過評估鑒定的方式獲得）；2.投資項目的可得利益損失（依據項目進展情況確定）。

我們從上述兩個損失項的內容可知，投資協議簽署時股東之間對投資目的、項目進展情況的確認等方面的證據對守約股東舉證實際損失具有重要意義。而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在因股東違約出資導致公司無法繼續運營的案件中，結合公司清算程序處理此類違約責任問題有時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結語

筆者認為，上述三類主張違約出資股東責任的方式在實務操作中要結合實際損失、投資背景、投資協議約定等因素綜合確定維權方案。而對于被訴違約的股東而言，也應當開拓思路，從公司治理、資本充實、項目可持續性等角度尋找減輕責任的正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