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動機

最近幾年，校園網貸市場發展迅速，但同時帶來不少問題，其中甚至涉及借款大學生的個人隱私、人身安全。因此，治理校園不良網貸成為相關部門的一項重點工作。近日，重慶市教委、金融辦、銀監局等部門聯合發文，規范校園網貸。重慶市的措施能否起到預期作用？校園不良網貸問題究竟該如何治理？圍繞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與業內專家展開了對話。

對話人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 黃 震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室副主任 尹振濤

大學生網貸市場競爭失范

記者：大學生網絡貸款——這樣一種游走在法律和道德邊緣灰色地帶的創新型事物，從2013年開始爆發，到2014年野蠻生長，再到2015年的資本大鱷進駐。大學校園目前似乎已成為網絡信貸平臺爭相追逐的“跑馬場”。

尹振濤：互聯網金融自成立之初就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突出表現在四處尋找傳統金融機構無法覆蓋、不愿覆蓋或者尚無覆蓋的領域。其中，大學生就是一個比較集中、比較特殊的人群。由于大學生自身的經濟實力較差、金融需求單一，一直不是傳統金融機構重視的人群。然而，對互聯網金融而言，其龐大的人群規模和小額的金融需求都與互聯網金融十分契合，也為其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因此，大學校園一直是互聯網金融創業項目的一個重要風口。

黃震：放貸服務是哪里有機會就往哪里追。在幾年前，極少有面向大學生的放貸業務，而且面向大學生辦理信用卡的業務也被叫停，所以大學生網絡信貸平臺成了曾經的信用卡業務的補充和替代。

同時，網絡貸款服務一直在尋找以前業務的空白點，實現差異化競爭，一個機會來了就會一窩蜂涌上來，就會出現許多競爭失范的問題。

重慶新規可遏制風險擴大

記者：也正因如此，不少針對大學生人群的網貸平臺都面臨著缺乏足夠“風險規避”意識和能力的現狀，高度線上化運轉使得資質審核、信用評級形同虛設，也出現諸多悲劇甚至是慘劇。為此，重慶市教委、市金融辦、重慶銀監局近日聯合發文，為金融機構和高校列出8項負面清單，規范校園網貸行為，其中包括不得僅憑學生身份證、學生證等低門檻方式發放貸款，未取得家長、監護人等第二還款來源方書面同意，不得向學生發放貸款。

黃震：從本質來說，大學生一般都是年滿18歲的公民，已經有了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應該獨立承擔自己的責任。不過，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大學生的經濟來源還是靠父母，這樣的規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不過，也可能出現諸如假借身份證、家長書面同意虛假簽字的現象。

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信貸平臺要加強監管，確認是借貸人本人、控制貸款額度并且確認借貸人有無還款能力，同時也要對大學生借款人加強信用知識、金融知識、消費知識的教育，防止不當和過度消費行為。監管部門還要建立信用規則，并且完善失信懲罰措施，使“信用”真正有價值。

尹振濤：重慶市教委和金融辦的做法的確是針對當前在大學生網貸行業出現的突出問題而發布的具體措施，非常具有針對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杜絕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遏制一些金融風險的繼續擴大和蔓延。

當然，對于大學生為對象的互聯網金融企業而言，勢必會對其業務的開展造成一定影響。這也是金融監管必然在金融發展創新與金融安全之間找的平衡點。

政策出臺重在執行和政策的落地，對互聯網金融而言，其特殊的互聯網屬性的確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因此，重慶市也是多部門聯合出臺政策，力圖實現部門合力、協同作用。不過，在具體實施中，仍需進一步明確監管權責及日常工作程序。同時，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也應該進一步發揮更大的作用。

治理不良校園網貸仍存難點

記者：今年4月，教育部聯合銀監會印發了《關于加強校園不良網絡借貸風險防范和教育引導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加大不良網絡借貸監管力度，建立校園不良網絡借貸日常監測機制，密切關注網絡借貸業務在校園內拓展情況；建立校園不良網絡借貸實時預警機制；建立校園不良網絡借貸應對處置機制。時至今日，治理校園不良網貸的效果如何？

黃震：各地采取治理校園網貸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關鍵是在落實過程中每個環節的規范化。制度和監管雖然存在，但是不可能杜絕一切問題。

治理校園不良網貸，主要是要加強宣傳工作，在規范網貸平臺的同時，也要規范大學生借款人行為，加強風險告知，借款人還款能力要與風險匹配。要掐斷校園網貸的違規苗頭，就要加強對違規行為的打擊，使違規的代價最大化。對于網貸平臺不當宣傳、過度廣告的行為，要依據廣告法加以制裁。

尹振濤：隨著互聯網金融專項治理工作的開展及銀監會就校園不良網貸風險防范通知的出臺，針對大學生的網絡借貸行業及其他互聯網金融還是有了很大的改觀和規范。

不過，難點仍然存在，突出表現在：一是大學生數量眾多、人群分散；二是大學生的金融知識相對薄弱，法律意識淡薄；三是針對大學生的金融產品金額小，不易發現；四是出于要面子等原因，很多問題被掩蓋；五是校園相對而言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很多信息無法傳遞。

記者：不可否認，面對形形色色的網貸平臺，為了避免校園貸款引發悲劇，對網貸市場不僅需要加強監管，打擊不法平臺，金融機構審慎經營，大學生自己也要提高信用意識，要學會理性消費。

尹振濤：互聯網金融監管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難度較大的監管工作。其混業跨界的特性，傳播快、傳播廣的特點都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校園網貸產品更是復雜。

要做好校園網貸產品及監管工作，應把握以下幾個原則：一是金融監管應該組織化，銀監會、金融辦、教委、學校都應該重視該項工作，形成機制，分工協作；二是金融監管應該立體化，發揮日常監管、數據統計預警、線索懸賞舉報等多位一體的監管機制；三是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放在首位，重視法律法規、重視隱私保護、重視危機救助、重視知識普及；四是應鼓勵和扶持傳統金融機構重視大學生金融需求，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建設；五是金融監管、行業自律與社會監督構成風險防控網絡。

黃震：治理校園不良網貸的根本之策，就是要把借款人培養成負責、理性、獨立的消費者，不要指望父母能為其還款，并縱容違法違規行為。對于虛假借款、不當消費、編造借貸用途理由的行為，要對借貸人予以重罰。

制圖/李曉軍

高校教師學生揭校園網貸平臺“野蠻”手段

“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提起校園網貸經歷，在哈爾濱上大學的大四學生顧佳有些不堪回首——不僅隱私被曝光，還被多“勒索”了幾百元。

催款“十部曲”

2015年年初，顧佳跟室友相約假期旅游，因為不好意思向父母要旅游經費，在同學的推薦下，她在一個校園網貸平臺貸款3000元，承諾分7個月還清，每個月需還448元，“前幾個月，我都按時還上，但是后來有一個月，我經濟實在緊張，拖了幾天沒還，他們就一直打電話恐嚇我，說會把我欠錢不還的事情告訴老師和同學”。

對于網貸公司的恐嚇，顧佳并沒有理會，但噩夢卻“如期而至”。當天晚上，顧佳的朋友告訴她，在某社交網站上，看到了該公司發出的關于她欠款的消息，上面還附帶了顧佳等一百多名欠款同學的身份證信息、聯系方式、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

“當時，真的是又羞又怒，我逾期未還款的確不對，但是他們也沒權利把我們的隱私信息公布出去吧。”無奈之下，顧佳只好跟父母坦白了自己的欠款情況，最后在父母的資助下償還了欠款。

然而，這并非是句號。在還債時，顧佳滿心以為只需還清余下欠款和利息即可，工作人員卻告訴她，由于逾期，顧佳需要根據逾期天數額外支付500多元的滯納金。

“貸款之前，客服沒有跟我說過需要支付這部分錢，我也沒認真看合同，真是坑死人。”想起那段經歷，顧佳至今仍心有余悸。

“校園網貸申請門檻低、申請手續簡單、放款速度快。”校園網貸，曾經在顧佳眼中可謂“無限美好”，作為在校大學生的她只需要通過網貸移動客戶端，簡單上傳個人身份證，登記學籍資料，花幾分鐘與校園代理人簽約，就可以成功在分期網站上購買心儀的商品或者拿到上萬元的網絡貸款，“這比跟爸媽要生活費還快”。

就在大學生享受著“花明日的錢，圓今天的夢”的暢快感時，往往忽略掉了光鮮面具背后的種種真相。

對于逾期不還款的學生，網上“公示”只是方法之一，某些校園網貸平臺還有諸多“不文明、不合法”逾期催款方式。“后來，我聽說，還有盛傳的某校園網貸平臺風險控制人的催款‘十部曲’:通過QQ給所有貸款學生群發逾期通知、單獨發短信、單獨打電話、聯系貸款學生室友、聯系學生父母、再聯系警告學生本人、發送律師函、去學校找學生、在學校公共場合貼學生欠款的大字報，最后一步，群發短信給學生所有親朋好友。”顧佳說。

河南某大學生鄭旭不堪60萬元重債最終選擇跳樓，他生前說，網絡借貸平臺的人打電話威脅他，頻繁發短信，沒有一天讓他安生過，害得他過年也沒有回家，生怕自己貸款的事兒被父母知道。甚至有平臺派出催債人(通常是社會青年)到學校，三五個陌生人會將欠款學生圍住。

那么，如果逾期未還款會怎么收費呢？某網貸平臺借款前必須勾選的用戶協議顯示：逾期付款的，按逾期天數每日支付逾期未付款1%的違約金；逾期未還款累計達到全部應還款的20%，或者連續逾期2期或達60天未還款的，平臺有權要求借款人提前付清全部應還款(即便提前還清了債務，服務費也不減免)并支付違約金。

“一旦逾期未還款，借款學生欠這些平臺的費用可就不只是每月的月供了，還可能包括各種違約金、罰息、服務費、催繳費。”某網貸平臺的業務部負責人陳珂(化名)透露說，甚至可能還有調查取證費用、差旅費、訴訟費用、執行費用、律師費、媒體廣告費等。

“放任”的家長

鄭彤是一所二本大學的班主任，說起校園網貸連連搖頭。

“班上曾經有個學生就是因此毀了。這名學生剛入學表現還正常，學期末就開始夜不歸宿。當時，我們只是以為他玩網游曠課，直到班上很多同學包括我收到催款電話，才知道他從大一上學期末就在網絡平臺借款，半個學期就借了幾萬元，還不起，借貸公司就死命催。”鄭彤說。

得知這一情況后，鄭彤立刻聯系了這名學生的父母。然而，讓鄭彤沒想到的是，“粗心”的家長在幫助還了一部分款項之后就聽之任之，“家長當時給我的解釋是，他們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解決問題”。

“結果怎樣？寒假過年，這名學生居然沒回家，在外面流浪。借貸的款項也翻了好幾番。催款公司還派律師到學校找院領導。最后，這名學生因為長時間曠課被勸退。”鄭彤惋惜地說。

因為這個學生，鄭彤曾特意考察了針對學生的校園網貸，“貸款公司難以計數，基本上只要學生提供個人信息就可以拿到錢，所以一個學生基本上一下可以貸到數十萬元。而且不正規的公司居多，有些公司為了套住學生更多的利息，合同里居然規定不能一次性提前還款”。

據陳珂透露，根據專業和學校不同，網貸平臺一般都做階梯狀的資金額度發放，“比如說，本科會相對高一點，專科相對低了幾千元”。

據了解，根據陳珂所在平臺借款金額粗略估算，借款用戶的人均借貸金額從大一到大三呈階梯狀遞減。以某大學為例，通常一名大一學生能夠申請到的額度大約為8000元到1萬元，但是大二年級的學生通常網貸申請額度是5000元到7000元左右，大三的額度則低于5000元。

“專業、學籍的穩定性因素也是影響借貸額度浮動的重要指標。”陳珂說，如果學生在校時間較長，那么這個學生的學籍相對穩定程度較好，有利于后期進行資金回收。如果涉及到三本院校，學籍會不穩定，可借貸金額會大打折扣。

同時，受訪的業內人士還向記者透露，地域也會造成貸款的巨大差別，而在差別背后則可透視出監管問題：

如果一名大學生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就讀，由于學生信用審核流程在發達地區較嚴，該學生能夠通過多個網貸平臺整合的方式，共借貸到二三十萬元左右。但是由于二三線城市網貸平臺審核流程較松，且多以地區性的小平臺為主，一名當地大學的學生，通過多個平臺能借貸高達七八十萬元之多。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是，為了保證回款，貸款公司還會鼓勵貸款學生向其他學生推銷。這樣一來，被荼毒的學生也就也來越多。”鄭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