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之乎者也”：朱元璋用大白話發圣旨，充滿當時的俚語俗言

白話圣旨又稱白話文圣旨，意思是皇帝的圣旨采用以宋元流行的漢語口語(或稱白話)書述。口語進入漢語書面語的表達方式，自元朝開始，就已經在宮廷圣旨、政府公文中出現了。

元朝統治中國的是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漢語，至少漢語水平非常差。蒙古皇帝頒發的圣旨，大多數是大白話，有些還是從蒙古語中轉譯成大白話的。

最初，元朝政府公文多是蒙文表達，但要翻譯給漢人看，可不同語言的詞序又不同，例如，蒙古語中有大量的后置語，是沒有辦法在漢語中找到相應的語法成分的，所以，在逐字對譯過程中，干脆就用口語形式來‘硬譯’，就這樣大白話進入了宮廷書面語。久而久之發現，這種‘漢語硬譯白話文’還是比較接近于原意的，甚至還有一點清新的意味，于是就沿用了。

到了明朝，出身下層社會的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后，沿襲了元朝皇帝這種圣旨風格。

譬如：某群島有倭寇來犯，地方官吏問咋辦，朱元璋一道圣旨說：“奉天承運，皇帝昭曰，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朱元璋不但頒發給農民的圣旨是大白話，頒發給國子監學生的圣旨也是大白話。北京國子監圣諭碑上，刻著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太學生的訓示：“恁（同“你”）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宗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人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明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今后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貼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給戶部下發的清查登記戶口的指示。原文：“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不但朱元璋用大白話發圣旨，他的兒子朱棣也一樣。朱棣有這樣一道圣旨：“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買辦？你部里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后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

白話圣旨，用純粹白話寫成，充滿當時的俚語俗言，而且非常口語化，讀來饒有趣味。地道原始，活色生香的白話語言，更能惟妙惟肖地道出精神氣質，而文縐縐的“之乎者也”，則無法表達皇帝的本意。

白話圣旨，傳遞了許多正史中反映不出的信息。朱元璋的白話說得熟練，絲毫看不到文言的儒雅之風。開口就是“你每”（元明時期，“你們”的“們”普遍寫作“每”），如果是正史記載，絕不會出現這等字樣，充其量說“爾等”，如何如何。而且，具體要求到“寫得真著”，就是說字跡不能潦草。這說明，當時白話的使用，已經十分普及。同時也說明，朱元璋自己是以說白話為樂事的，他很有可能對那種文縐縐的語言，有一種來自下層社會的強烈反感，不然，他不會親自擬制這樣一副“通俗圣旨”。相比之下，秦末陳勝為王，原來一塊當雇工的老伙計來說了點家常，就使陳勝感到難堪，老伙計也被砍了腦袋。而朱元璋說下層語言，絲毫不感到丟面子。

朱元璋父子的白話圣旨不少，但是明朝后世的皇帝，他們頒布的圣旨最終還是重新“文雅”起來。與草莽的祖宗相比，他們需要用文雅和精致來包裝他們的高貴，也需要文雅和精致來證明其政權的文明水平。與祖宗相比，粗鄙的自信顯然是大大地減少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