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供給管理，主要手段是減稅，重點是結構性減稅——

積極財政不是擴張財政

當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啟動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屈指算來，已經過去20多年。可至今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仍存在諸多誤解：有人將其等同于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人將其等同于供給學派的減稅。說實話，起初我自己也是這樣看。因為此前經濟學里并沒有“積極財政政策”的提法，當然不會有明確的定義。

跟蹤觀察數十年，對“積極財政政策”，我現在可以給出解釋。眾所周知，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的主要困難是結構失衡，而傳統財政政策卻無法化解結構問題，迫不得已，中國政府才提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回頭看，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于供給管理，主要手段是減稅，重點是結構性減稅。

我學生時代所學的經濟學，說財政政策分為擴張、中性、緊縮三類。20世紀30年代前，經濟學家皆推崇“財政健全原則”，主張政府以收定支，財政預算不得列赤字。可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后，西方國家一反常態，普遍推行赤字預算。1936年，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赤字預算提供了理論支撐。

到20世紀40年代，經濟學家漢森提出了所謂“補償性財政政策”。意思是：在經濟蕭條期，應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開支，增加社會總需求；而在經濟繁榮期，則應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縮減政府開支，降低社會總需求。漢森分析說，經濟蕭條期財政有赤字，經濟繁榮期財政會有盈余。用后者的盈余可彌補前者的赤字，這樣從中長期看，財政預算仍是平衡的。

不難看出，無論凱恩斯還是漢森，他們主張的財政政策皆是立足于需求管理。而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則是立足于供給管理。如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當時基礎設施是國內經濟的短板，補短板是供給管理。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更清晰，即從供給側重點解決結構性矛盾。

為何說“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稅？理論上，從供給側解決結構性矛盾，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發行國債（赤字預算）補短板；二是減稅，讓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調結構。那么政府在兩者間應當如何選擇？要弄清此問題，讓我先從英國的一樁歷史公案說起。

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牽頭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支持盟軍作戰，英國每年需對外援助巨額軍費，圍繞如何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于，軍費應通過加稅籌措還是通過發行公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馬爾薩斯分析說，每年軍援若需2000萬英鎊，英國平均每人需捐納100英鎊。若采用加稅，居民每人就得從自己收入中節約100英鎊，這樣必減少國內消費，導致經濟緊縮。若選擇發債，由于國債當年無需還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100英鎊的利息，若年利率為5%，則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鎊稅收。如此，居民消費可大體不變。

然而李嘉圖卻不贊成馬爾薩斯。他指出，發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于公債要償付利息。政府若不選擇加稅，居民當年雖不必繳納100英鎊的稅，但政府就得發行2000萬英鎊的國債，可國債要靠征稅償還，日后就得多征2000萬英鎊的稅。為了應付日后政府要加征的稅，人們不得不提前儲蓄，現期消費同樣會減少。

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巴羅發表《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一文，對李嘉圖的推斷作了嚴密的論證，于是學界將李嘉圖的推論與巴羅的論證并稱為“李嘉圖-巴羅等價定理”。不過我在這里介紹上面的定理，目的并不是討論加稅與發債的關系，而是要借助該定理，推出另一個我認為重要的結論。

從經濟學角度講，發債可增加政府投資；減稅可增加企業投資。根據“李嘉圖-巴羅等價定理”，政府今天的債等于企業明天的稅。言下之意，是說發債會擠占企業投資。這樣就引出一個問題：政府應該發債還是應該減稅？我的觀點，應該減稅。理由簡單，因為企業對市場信號比政府更敏感。若由市場主導調結構，擴政府投資顯然不如擴企業投資，而要擴企業投資，就得減稅。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政府安排預算赤字，僅比2018年提高0.2%，而減稅降費近2萬億；2020年為2.5萬億；2021年繼續執行制度性減稅政策，不僅提高了小微企業增值稅起征點，而且規定應稅所得額不足100萬的部分，在現有優惠政策基礎上再減半征收所得稅。這些舉措，不正好佐證“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稅么？

“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減稅，卻又不同于供給學派的減稅。供給學派主張的是全面減稅，而“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結構性減稅。全面減稅不僅不能解決結構矛盾，而且最佳稅率也難以確定。

事實上，中國的減稅也確實不同于供給學派的減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務院就提出實施“結構性減稅”。2019年以來，我國結構性減稅特征進一步凸現：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0%降至9%；生活性服務業保持6%的稅率不變。對同一行業，減稅是普惠性的；而對不同行業來說，減稅卻是結構性的。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

來源 北京日報作者 王東京

編輯 謝永利

流程編輯 嚴圣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