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文本的理解也在不斷進步。比我們先行一步引入意大利文獻學成果的，是日本學者高田英樹。高田英樹專攻意大利文學，2013年將《馬可·波羅行紀》的三種主要文本譯為日語，逐個章節列在一起對照。這正是貝內代托的理念。貝內代托認為，現存的所有本子都能追溯到一個最古老的本子，那就是馬可·波羅《寰宇記》最早的本子。然而這個本子丟了，只有后來的那些本子傳下來了，他認為通過這些本子可以還原出最古老的版本。但是根據近20年意大利學者的最新研究，這種理念其實過于理想化了。而《馬可·波羅行紀》源頭并非只有一個，有的可能是稿本，有的是修訂增補本；而后來的本子在流傳過程中相互影響，情況就更復雜了。就像生物學上的現象一樣，在不斷的進化過程中會出現雜交，再產生另外一種。研究文獻是很細的工作，一字一句地讀懂它，再去比較。意大利學者，從貝內代托到現在，將近一百年里都在做這樣的工作。貝內代托的理念是基于一些“典型”校勘案例提出。但理論上說，只有整理了所有本子，才能真正提出流傳譜系。所以經過近百年積累，文獻學界對文本的理解又有很大進步。我們作為歷史學家，對于《馬可·波羅行紀》的文獻整理也能做出重要貢獻。因為它的內容是關于13世紀歷史的，我們能從歷史角度提出校勘，幫助文獻學家判定文本寫形正訛。2018年10月，我和馬可·波羅項目的幾位成員去意大利米蘭、威尼斯、帕多瓦等地參加與馬可·波羅研究相關的學術會議，在會議間隙特意讓意大利學者帶著我們去各圖書館看抄本。我們應該是目驗《馬可·波羅行紀》抄本原件的第一批中國歷史學者。現在我們越來越關注，文本是怎么形成的，誰來寫的，以及它是因什么目的寫成的。這就決定了這些抄本會不會有改寫，它有什么目的性，等等。知道這些，我們才能跨越隔閡，將文獻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根據文本來重建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