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借貸公司數倍增 年息最高達96%

生意人不做實業，竟然只做借貸!

月息1分以上，年回報至少12%，這樣的生意能做嗎?“可以。”這是一個從外地來江蘇徐州收撿廢品的婦女的回答。她告訴記者，剛把老家父母賣玉米、黃豆積攢下的錢一股腦兒借給了徐州當地的一家借貸公司，月利1分5厘。

這早已不是個案，從鄂爾多斯全民放貸，到溫州民間借貸洶涌，到企業不做實業轉做“金融”，到銀行“不務正業”，再到企業資金鏈斷裂頻頻“跑路”，高利貸游戲在宏觀政策步步從緊背景下，正加速向危險境地飛奔。

記者調查發現，用于放貸的資金早就不只是閑錢，無論是銀行信貸資金，還是個人存款，抑或是老人的養老錢，都爭先恐后地涌入高利貸行業。不斷出逃的居民儲蓄從側面印證了這一現實。

“一年期存款利率3.5%，但8月CPI同比仍上漲6.2%，負利率顯著，資金紛紛從銀行體系中分流出來。”某股份制銀行負責人坦言。數據顯示，9月前半月，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較8月末減少4200億元左右，出現罕見天量負增長。

問題是，面對高代價、高風險民間借貸的逐利游戲，到底是誰在瘋狂借錢?一旦資金鏈緊張如何償還?誰接最后一棒?就在記者采訪期間，9月20日，溫州眼鏡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被傳出逃國外，涉及高利貸欠款或高達12個億。

“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都在變相貸款，這些‘影子銀行’銀監會怎么去管?還有一些國企、上市公司也在高息放貸，這部分應當誰管?”一位市場人士稱，雖然銀監會提出了對“影子銀行”的監控，但模糊的是，證監會、保監會、地方政府等其他監管機構并沒有明確的監管政策。

業內人士坦言，無法監管的根源在于民間借貸體系龐大，涉及機構眾多并且錯綜復雜。“監管部門似乎早就默許民間借貸的行為了。”浙江省某地方商業銀行負責人這樣告訴《華夏時報(微博)》記者。

高利貸洶涌

就在兩年前，這個位于蘇北的城市，借貸公司還并不多見。

“盡管徐州是江蘇的第二大城市，但經濟和蘇南的很多城市比并不發達，老百姓手里沒有那么多的閑錢，借貸公司自然也沒太多生存空間。”民間“放貸人”杜卿表示。

幾乎在一夜間，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記者調查發現，兩年內，徐州借貸公司數量保守估計翻了三倍，無論是位于徐州市中心的幾家高檔寫字樓，還是各個小區的民宅，幾乎都能發現各類借貸公司的身影;而借款年息也從年初的12%-30%漲到了現在的60%，甚至有的年息高達96%。

事實上，這一現象，在民間借貸尤其發達的溫州更為普遍。

目前溫州有1000多家擔保公司，運作資金高達200多億元，打著擔保公司等旗號放“高利貸”的現象在溫州非常普遍。“臨近年底，再加上銀行貸款縮量，目前月息已飆升至5分，最高的甚至出現一兩毛。”知情人士稱。

有消息稱，僅信泰集團一個企業真實欠款就高達20多億元，民間高利貸達12億，月還利息就高達2000多萬。”目前尚無信泰集團涉及高利貸的權威數據，消息人士表示：“去年有一家擔保公司就為信泰擔保了6000萬元。”

“民間借貸正從廣東、江浙等沿海城市蔓延到山西、河北等內陸地區，而逐利者也從制造業擴展到物流業，甚至是普通家庭。”中投顧問金融行業研究員邊曉瑜告訴記者。最瘋狂的典型要屬鄂爾多斯。

“正常情況下，20%的年息在國家基準利率的4倍以內，風險并不太大。”杜卿說，但要是到了年息50%以上，一般會有兩種情況：借款公司從百姓手中拿走錢就沒想著還給你，或者是這家借貸公司被進行了層層盤剝。

誰在放貸?

就如一部電影名字所說，金錢永不眠。問題是，究竟哪些資金在瘋狂逐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現在物價跟利率嚴重不對等，存款放銀行沒增值先隱性貶值了。怎么提高資金收益率?”北京市民韓文爍稱。韓的想法很普遍，結果就引發了銀行巨額存款的“搬家”。

央行數據顯示，4月份新增人民幣存款為3377億元，當月住戶存款凈減少4678億元;7月人民幣存款減少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元，其中住戶存款減少6656億元。時至今日，9月已經過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出現了4200億元的罕見天量負增長。

競相出逃的儲蓄，流向了哪里?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士觀點一致：愈演愈烈的民間融資甚至高利貸市場，顯然是逐利資金的最好去處。9月上旬，一位名叫耿輝的投資者就把大部分資金交給了擔保公司，月息1.5分。

記者此前在鄂爾多斯調查時看到，那里的居民很少涉足股市，有錢的第一想法就是借出去。

即便如此，耿輝們還只是高利貸市場上的“散戶”，真正的大玩家隱于背后。上市公司、銀行信貸就是其中“莊家”，而借到委托貸款便是主要手段。

據Wind資訊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滬深兩市有107份關于“委托貸款”的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計貸款額度超過160億元，同比增長近38%。在52家上市公司中，委托貸款利率涉嫌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有30家。

“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只有6.56%，轉手通過委托貸款把錢借出去，利率能翻好幾倍。這筆生意怎么看都是劃算的。”一名上市公司高管向記者感嘆。但好生意里面有個不容或缺的角色就是銀行信貸。

如此一來，路徑就演化成：資信好的上市公司先從銀行貸款，隨后通過委托貸款向外高息放貸。換句話說，上市公司攜手銀行將有限的信貸資源，投入到無限的高息借貸大潮中。

以寧波維科精華(11.02,-0.19,-1.69%)公司為例，在其2011年半年報中顯示，截至6月30日該公司持有9.25億元銀行短期借款。

另一面卻還對外發放高息委托貸款。1月8日維科精華公告稱，公司將下屬房產公司短期自有資金1.5億元向凱翔集團發放貸款，貸款期限為6-12個月，年利率為14.4%。

這并非個例。《華夏時報》記者在查閱上市公司相關年報、公告時發現，類似維科精華的操作手法還包括京投銀泰、閏土股份(21.37,-0.43,-1.97%)、京山輕機(6.20,-0.09,-1.43%)等。

“這一現象是由‘雙軌制’金融體系造成的。”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微博)告訴記者，即存在體制內、外區別，體制外企業融資成本一直較高，體制內企業長期享受基準利率，如此一來后者套利行為必然出現。

誰在借錢?

都在貸款，蹊蹺的是誰在借錢?如今面對這些低則月息2分、3分，高則7分、8分以上，如此昂貴的資金，誰敢承擔?業內人士甚至感嘆除了販毒，誰能承受這樣的利息?

記者采訪看到，一種較為常見的情況是，周轉資金抵債。

“企業短期借高利貸資金，還銀行到期貸款。后再從銀行貸款，還高利貸本息。”耿輝分析道。除了周轉性用途，高價資金的一大主力消費者便是制造企業。

Wind統計顯示，上半年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現金流出現了大幅萎縮。1419家制造業類企業上半年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為625億元，同比大幅下滑35%。此時缺錢的制造業視“委托貸款”為一根救命稻草。

據披露，截至9月6日，今年共有44筆合計44.8億元的上市公司對外委托貸款流入制造業，占委托貸款總額的57.4%;其中，最貴的當屬浙江溢租賃有限責任公司貸給南通麥之香實業有限公司的5500萬元，年息達到21.6%。

而在眾多受訪者看來，高利貸的另一承擔者是房地產企業。

根據統計，截至9月6日的63筆委托貸款中，有11家上市公司共向房地產企業發放了13筆委托貸款，資金總計17.2億元。

“事實上，這也是為什么高達60%、70%的民間高利貸依然有市場的原因。對于大量實體經濟來說，企業再努力經營利潤也難以企及這一高度，但在地產拿地一環中，即使扣除60%的高利貸利息，依然會有豐厚利潤。”前述上市公司高管坦言。

有人士分析，在整個高利貸環節上，層層轉借時，很多放貸人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借款人。由此搭起的是一條完整但很脆弱的資金鏈條。

誰來最后埋單?

民間借貸洶涌而來，到底有多少資金被卷入了這場危險的游戲?

“這一塊很難監測和統計。”北京銀監局相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坦承，鑒于民間借貸的灰色性質，具體數字很難權威精確測算;但僅以民間借貸尤其猖狂的溫州來說，2010年溫州銀監局對1000個中小企業做定期訪問，“估計溫州民間借貸量在8000億元左右。”

銀監會心里有本賬。不久前，劉明康在2010年銀監會三季度形勢分析會議上表示，有大量銀行信貸資金流向了日漸火爆的民間借貸市場，并稱已在全國各省展開排查。

照此推算，萬億資金殺入民間借貸市場應沒有什么懸念。此時民間借貸成了名副其實的游資“抽水機”。如此龐大的資金走鋼絲，如何保證安全?同時，這些融資繞開了信貸規模控制，游離于金融籠子之外，逃避了房地產調控政策，躲開了貨幣政策調控，使得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

要知道，溫州等地從今年4月開始就頻頻出現的老板“跑路”現象正愈演愈烈。

4月以來，溫州當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團、浙江天石電子等企業關門倒閉。

5月底，此前被稱為“寶馬鄉”的江蘇北部貧困縣泗洪縣石集鄉高利貸鏈條一夜之間斷裂，從石集鄉迅速向其他鄉鎮蔓延，窮困群體上億的血汗錢瞬間全都打了水漂。隨后的7、8月間各地“跑路”公司明顯增多。

一個可怕的結局正臨近：企業將面臨破產倒閉，個人則是資產瞬間消失。無奈的是，面對這場游戲，監管層并沒有太多牌可打。

監管層卻很無奈。在銀監會三季度形勢分析會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以相當篇幅論及此事，并強調，相關商業銀行不得在貸后管理上忽視受托支付的要求，“但最終導致貸款資金流向無法監管。”

銀監會專門出臺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固定資產貸款、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貸款管理辦法及項目融資業務指引，但效果并不明顯。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大部分人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或是，縮小銀行貸款與民間借貸的利率差和銀行表內外產品的收益，從而抑制民間借貸向虛擬經濟滲透。

與此同時，要建立資金流向的監控，隨時掌握資金的流向，以便于實行調控。更為重要的是，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盡可能使其陽光化，給它松綁，不能無視民間借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