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產業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應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生物醫藥的作用更是無可替代。商業銀行作為我國金融業主力軍，無論從社會責任出發，還是從自身業務發展考慮，都應加強對生物醫藥行業的金融支持。但該行業具有高投入性、高創新性、高技術性、高風險性及高效益性等特點，與商業銀行傳統授信政策不同，所以迫切需要商業銀行總結生物醫藥行業發展趨勢，分析其融資特點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經營特征，剖析企業融資難的根源，轉變思維做好生物醫藥行業的金融配套服務。

生物醫藥企業金融需求特征觀察

生物醫藥產業是指將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及蛋白質工程等生物技術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制藥行業，制造市場上可流通的藥品并進行規模化生產的產業。國內生物醫藥產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起步發展，一直增長迅速。2020年全國七大類醫藥商品銷售總額24149億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長2.4%。目前中國已有80多個地區（城市）建設了一批醫藥科技園、生物園、藥谷。其中比較成熟的產業園有吉林通化醫藥城、上海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基地、中關村(000931)生命科學園、北大生物城等。

當前，醫藥企業融資渠道可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其中，外源融資又可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從生命周期來看，一般企業生命周期分為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五個階段。醫藥企業則呈現出不同的新藥研發進度：臨床前研究、臨床一期、臨床二期、臨床三期和臨床四期。不同階段體現出不同的融資需求，值得商業銀行研究關注：

種子期。此時醫藥企業往往處在臨床前期研究，僅有技術方向。政府基金與創投公司可與各專業園區招商團隊提前合作，從項目招商引資階段開始介入，在企業落地之前量身定制金融扶持方案，針對種子期企業不確定性高、輕資產、融資難等特點，以天使基金、產業引導基金等為企業首次融資破土，搭配擔保、小貸公司等的支持，助力企業順利渡過種子期。此時也可對接商業銀行提供支付結算等中間業務服務，聚焦于法人或者高級技術人員的個人金融服務，比如，個人理財、消費貸或推介天使投資人等，暫時很少提供授信支持。

初創期。生物醫藥企業的基礎性研發已經取得突破，企業將獲得關鍵性專利，主要的市場方向日趨完善，部分產品即將開啟臨床試驗、團隊的擴充、研發設備的投入等因素，使得該階段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大增，但等企業技術轉化為產品、產品為市場所接受仍然需要一個驗證的過程，此時，企業資金流動主要為研發支出，收入較少。對于該階段的企業金融服務，一般采取股權投資和債權融資相結合的模式。股權投資是通過天使基金和產業鏈基金方式支持；債權融資則采用小額貸款、擔保及融資租賃的方式支持：小貸公司可直接為企業提供小額貸款；擔保公司可繼續以流動資金貸款擔保的方式向企業提供支持；融資租賃公司可向企業提供直租或售后回租服務。此時，商業銀行也可綜合利用政府補償基金適當予以小額度的信貸支持，采用風險分擔等成熟的業務模式，并撮合第三方機構（會計事務所、稅務局等），為企業提供稅務、財務和優惠補貼服務。

成長期。此階段生物醫藥企業已經渡過風險最大的階段，公司處于擴大規模階段，技術轉化基本實現，一般已進行臨床二期，資金需求量極大，金融服務的方式也可以逐漸多元化。其核心資產主要是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本。在創投基金的股權和債權扶持基礎上，可引入商業銀行對擁有專利權的優質企業提供專利權質押貸款業務；也可提供融資中介服務，協助企業引進戰略投資人；或聯合外部機構，協助企業嘗試新三板掛牌，進入資本市場。

成熟期。此時，醫藥企業往往已有項目處于臨床開發末期或新藥已成功上市，生產和銷售已有或即將實現大規模增長，盈利模式趨于穩定，風險已大幅降低，融資渠道較為豐富，也是商業銀行青睞的對象。對此，創投基金可以通過Pre-IPO輪或定增方式分享企業發展紅利，在企業申報上市的各個階段爭取上市獎勵政策。針對優質的擬上市公司，商業銀行可嘗試優先向銀行托管的PE、VC推薦，為企業引入戰略投資者和財務顧問服務；協調客戶資源，支持擬上市企業進行市場拓展；針對該類企業改進產品、研發新藥、擴建產能、并購等需求，積極給予各類授信支持，比如，擴建廠房的固定資產貸款，改進產品及開發新產品的中期流動資金貸款，并購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并購類融資及顧問服務；再如，基于核心企業的信用，為上下游企業提供供應鏈金融服務；通過現金管理系統等產品，為集團客戶提供資金歸集服務、資本市場服務等。通過傳統信貸業務、交易銀行業務、跨境投融資業務、投行并購業務等表內外、本外幣、境內外的業務組合，滿足成熟企業多樣化的融資需求。

生物醫藥企業不同生命周期對應的金融服務體系

生物醫藥行業特征及融資難點剖析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商業銀行對生物醫藥企業的金融支持主要集中在成熟期。生物醫藥企業在產品研發前期之所以難以獲得銀行貸款，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生物醫藥產業風險與銀行債權收益存在矛盾。首先，生物醫藥產業創新不確定性大。該行業投入大，研發周期長，風險大。國外曾有人對醫藥研發形象地總結為三個“10”：即10億美金、10年開發和10%的成功率。制藥企業從研發到投產銷售，需要經過審批部門的多次審批，一旦未通過認證無法上市銷售，則意味著投資失敗。醫藥企業投資風險的不確定性與銀行貸款安全性形成矛盾沖突。

其次，生物醫藥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該行業細分種類繁多，專業性強，屬于高度知識密集型行業。銀行從業人員專業知識相對不足，對技術和市場前景無法做出準確判斷，給授信帶來一定難度。

最后，商業銀行收益有限。與股權投資的高收益不同，債權投資即使企業研發成功也僅能獲得固定的利息收入，商業銀行收益與所承擔的風險相比嚴重不匹配。

生物醫藥企業資產情況與銀行擔保要求存在矛盾。首先，可抵押資產少。生物醫藥產業是典型的輕資產行業，研發投入資金多，僅靠抵押物融資難以覆蓋其資金需求。比如，某醫藥企業對筆者反映，該公司占地僅30畝，能抵押的有形資產已應抵盡抵，僅獲得銀行貸款800萬元，但其一年研發費用高達2000萬元，該企業的發明專利業內評估價近億元，正處于審批“排隊”階段，但專利審批時間長以及結果不確定，使其難以作為融資擔保方式。

其次，有效擔保難。地方財政或科技部門的擔保基金由于資金體量有限，只能解決部分醫藥企業融資擔保問題，且審批時間長，不能完全滿足企業初創期和成長期的融資需求。

最后，知識產權質押模式不成熟。大多數生物醫藥企業從事新藥開發時會有核心技術和專利，但銀行難以對其知識產權進行有效定價。外部的知識產權評估、交易流轉體系也不完善，存在估值難、質押登記難、處置難等問題。

生物醫藥企業研發周期與授信時機存在矛盾。一方面，資金需求時間存在錯配。生物醫藥企業研發階段和臨床階段最需要金融支持，但并不具備融資條件，很少有銀行雪中送炭。在藥品研發成功上市后，由于市場的專利壟斷，藥品毛利率一般很高，短期內可獲得大量銷售回籠，此時完全可以利用前期產品成功的收入進行下一階段研發，資金相對充裕，但銀行對此類“現金?！逼髽I趨之若鶩，只能算是錦上添花。

另一方面，資金需求與貸款期限不匹配。新藥上市認證標準嚴格，流程復雜，要耗費大量時間，如果認證失敗再重新申請，更延長了項目投資期。新藥的研發周期通常在8年以上，企業需要大量的長期鋪底資金支撐，但銀行短期流動貸款為1年，中期流動資金貸款為3年，且銀行中長期貸款審批權限大多集中在總行和省行層面，靈活性和時效性略差。筆者不久前對部分生物醫藥企業的貸款情況進行調研發現，94%的企業獲得了5年以內中短期貸款，僅有6%的企業獲得5年以上長期貸款。

生物醫藥企業財務特征與銀行考核機制存在矛盾。一方面，銀行授信是債權思維并受到監管約束，需要充足的現金流和固定資產抵押。醫藥企業到了臨床二期，可以說風險已經可控了，但由于其財務報表中現金流為負數，要從銀行貸款仍然很難。同時，監管部門對授信的第一還款來源有嚴格的要求，對無還款來源的企業難以發放貸款。

另一方面，生物醫藥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用途主要是研發、測試、市場推廣、人員工資等費用，并不像傳統流動資金貸款用于原材料采購等。項目貸款也往往不像傳統模式一樣建設廠房或是生產線，最終可能形成知識專利或者新產品，這與很多銀行的固定資產貸款制度不相匹配。

商業銀行怎樣支持生物醫藥行業

對很多銀行而言，在尚未有效得到風險抵補或收益覆蓋的情況下，在早期以較高的信用風險及合規風險介入生物醫藥企業，如果后期形成不良，會面臨被銀行內部追責的壓力。建議商業銀行轉變思維，對醫藥企業改變傳統的關注企業盈利和實物抵押物的審貸模式，向判斷企業核心競爭力（例如專利獲取、人才隊伍等）的新模式轉型。打破依賴歷史業績和擔保作為貸款審批主要標準的傳統，為醫藥行業制定專屬的信用評價體系。

以全新評價標準解決信息不對稱，解放審貸思維。一方面，可充分建立與專營醫藥細分行業的風投、創投機構的共享機制，因為風險投資通常會深耕于某一行業細分領域，同時可加強與科創孵化器、行業協會、評估公司等的合作，借助外部信息來評級企業。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自身也應提高對生物醫藥企業的判斷能力。建議可從以下五個維度間接評價企業：一看創始人及管理團隊的教育經歷、工作經歷、技術背景，原始股東的資金實力；研發團隊歷史業績，是否獲得過省級雙創獎勵或權威協會的認證等；二看主要項目的重點方向和領域，團隊的主要成果是否與項目研發方向相匹配，科技成果是否能夠順利地轉化為勞動成果；三看產品階段，不同階段的成功率是完全不同的，其中臨床二期后的成功率較高，可重點觀察三個門檻：即藥品的審批情況、醫療器械的臨床情況和企業仿制藥的一致性評價情況；四看后續融資的難易程度、股權融資情況（包括融資輪數、估值情況、出資人實力等），以及是否有業內著名的機構投資或者政府類基金介入等，這些可為銀行帶來較高的示范效應；五看關注成熟期企業新藥市場營銷能力、結算回籠管理、市場前景和規模等。

多途徑取得風險補償，平衡收益風險。一是開展投貸聯動業務。部分商業銀行集團內已擁有金融全牌照，可通過“貸款+子公司股權直投”“貸款+子公司遠期權益”等方式開展投貸聯動。商業銀行與投資公司優勢互補，在客戶推介、信息共享、貸后管理、交叉預警等方面開展合作，通過股權收益來彌補債權的風險，通過債權的剛性約束來保證投資的安全。

二是充分利用風險補償機制。借助政府提供的業務貼息、利差補貼、風險補償等政府激勵政策，通過政府引導、商業化運作、專業服務的模式，為部分信譽良好的企業提供無抵押、免擔保信用貸款；與保險公司合作，建立“政府+銀行+保險”的風險分擔機制；與擔保公司合作，通過批量擔保和個案擔保兩種形式，為企業的信貸提供擔保。

三是構建層次明晰的產業基金。建議構建政府牽頭的“母基金+產業引導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并購基金”投資體系。以母基金拓寬融資渠道，爭取各類引導基金參與，探索與市場化資本的合作；設立產業引導基金，吸引資本引導早中期優質醫藥高新技術項目落地；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培育一批具備自主研發能力、掌握核心技術的醫藥企業；設立并購基金，幫助部分掌握核心技術但經營不善的企業實行并購重組，完善退出通道。

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方案，創新業務產品。一是針對醫藥企業不同生命周期的特點和融資需求，為授信產品設計匹配運作規則。在初創期探索風險分擔業務，并在專利等動產上探索質押模式；在成長期和成熟期開展稅款返還擔保、股權質押、項目貸款、并購貸款、供應鏈金融等多種貸款形式；在衰退期建立退出機制，打破傳統授信壓縮退出的局限，引入上市、被并購、技術轉讓、清算等多種退出模式。

二是依托數字金融開發新產品。通過與政府合作獲取公共信用信息，包括政府部門信息和公用事業信息等，將重視固定資產的傳統抵押模式轉向更注重企業資信狀況、交易數據、資金流向、供應鏈等多維度的全景式授信模式。

三是加強資產池、現金管理等產品應用，以產品帶結算，沉淀低成本資金，做好項目延伸。做好醫藥企業歸行結算，將授信客戶的結算流水長期鎖定。有選擇地給予差異化的定價策略，既能增加客戶黏性提升綜合收益，也能及時監控企業情況做好貸后管理和風險預警。

豐富風險緩釋及退出機制，優化擔保措施。一方面，積極探索知識產權質押業務，加大對擁有核心技術的生物醫藥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針對創新能力強、成長性高、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醫藥企業推出知識產權質押貸、科技成果轉化貸、人才貸等特色信貸產品。主動對接政府部門，積極搭建互通互聯橋梁紐帶，構筑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合作平臺。同時，進一步加強對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評估公司的資質管理，保證商業銀行能夠獲得準確專業的評估信息。

另一方面，通過加快資產流轉實現多方受益。傳統企業經營不善的結局往往是破產清算還債，但醫藥企業若有核心技術，則其市場價值可進行估價，資本市場愿意通過承接方式繼續該企業的研發?？稍O計授信的退出機制，尋求合作資本方的承接通道，或轉讓給合格投資人。

加強內部培訓與外部交流，探索創設專營機構。一方面，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生物醫藥行業專業性強，需要加快專業客戶經理和信貸審批人員體系建設。建議聘請專家為銀行顧問，或吸收專業人員進入信貸部門，通過與專業機構合作，培養多學科交叉復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可探索在醫藥產業聚集區域設立專業化服務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在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設立“融驛站”、交通銀行在南京醫藥(600713)產業園設立專項服務部等，都是很好的嘗試。建議對此類專營機構實行事業部制運作和考核，增強其靈活性和競爭力，對專營機構和人員設置差異化的考核和問責制度安排，增加試錯、容錯機制，完善盡職免責制度。

（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