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戰時的戰略西遷，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國民黨中央政府，他們先由南京遷往武漢，再由武漢遷往重慶，甚至在抗戰后期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國民黨一度決定把首都遷往康定。除政府外，西遷的還有經濟、教育、文化等等。本來在東部沿海地區待得好好的干嘛要西遷？這就和持久戰有關了。

我之前在持久戰的那篇文章中提到過，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先前做過駐日武官，他知道以目前中國的實力無法與日軍抗衡，所以他向蔣介石建議改變日軍侵略路線，讓他們由北向南的俯視進攻改為由東向西的仰視進攻，以及將四川等地作為抗戰后方的戰略構想（此前蔣百里也提到過）。既然要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后方，那么后方就必須要有資源，可此時西南等地除了人口和糧食外，其他的什么都沒有，所以就要將東部的資源向西南遷移。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前，日軍主力盤踞在東北，而且自華北事變爆發后，日軍的勢力就已經向華北滲透了，一旦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必然會先入侵華北，然后沿平漢、粵漢線南下，而且華北是一大片平原，十分有利于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快速推進，如果讓日軍在1937年就占領了位于中國地理心臟位置的武漢的話，那么將會給后面資源的西遷帶來極大的困難，于是，淞滬會戰爆發了。淞滬會戰雖然最后以戰役的失敗告終，但成功地把日軍注意力吸引到了上海，在戰略上取得了成功。既然戰略目的達到了，那么就開始著手搞資源西遷了。

首先是經濟資源。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十年，國民政府搞了一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初高中歷史課本評價這一時期是“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因為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措施，讓一直被帝國主義壓榨的民族資本主義再一次復蘇起來。雖然那時期中國遍地軍閥混戰，但東部沿海地區百姓的生活相當滋潤。截止到1937年，在中國就已經建設了3800家現代工廠，這其中有3300家集中在沿海城市，而上海就占了1200多家。由于當時中國海軍實力幾乎等于零，一些沿海城市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在上海開打后，時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牽頭搞資源的遷移。

怎么遷移呢？如果人要走，你買張火車票就可以了，但要遷個工廠可就沒那么簡單了，尤其是重工業廠。當時要遷個廠必須要做到這些：動遷、選擇、拆卸、裝箱、報關、運輸、保險、設站、檢驗、接收、未復工前工人安置等等，除此之外還要解決臨時出現的各種問題。當時政府官員苦口婆心勸說工廠主遷走，可有些工廠主就是不聽，因為他們想的是：就算日本人來了，難道他們就不需要工廠、不需要商品了嗎（后來沒有遷走的工廠的結局可想而知）？在最后的動員下，其他工廠經過千辛萬苦，中國工業星夜兼程地向大后方轉移，由東南沿海遷往長沙、衡陽、昆明、桂林、成都、重慶、西安、武漢（武漢會戰爆發后，在武漢的工廠隨政府又遷往重慶）等地，為中國現代工業保留了最寶貴的火種。

然后是文化的西遷。在中國古代自元朝開始，北京就成了后面元、明、清三朝國都，所以故宮存放了無數珍貴的文物。1933年初山海關陷落后，北平暴露在了日本人的槍口下，所以當時南京方面將故宮的文物裝了一萬多箱分批運往上海。在淞滬會戰爆發前，這批文物又秘密運往南京朝天宮庫房。后來淞滬會戰爆發的第二天，政府又派遣軍隊將這些文物和南京的文物分三批運往大西南：第一批80箱文物由南京經長沙入川；第二批7286箱文物走隴海鐵路經陜西入川；第三批文物運送最為驚險，是在12月5日南京陷落的前一周，一共9369箱文物走水路經武漢入川。

這些文物是華夏五千年文明的精華，是名副其實的無價之寶，所以日本人也想得到，故而在運送的途中派出間諜阻止文物西遷。在文物運送的途中，一路上的驚險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文物的西遷實則是為了民族血脈的生存，是為了文化血脈的延續。

如果說故宮文物的西遷是關注度最高的，那么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則是教育資源的西遷。和工廠一樣，當時國內著名的高等院校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在工廠西遷的同時，國民政府也在組織教育資源的遷移。在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央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遷到了重慶；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則遷到成都的李莊；浙江大學遷到了貴州遵義；北洋工學院（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遷到了西安；武漢大學遷到了四川樂山……

當然，很多朋友會問，還有那三個最重要的大學呢？這三所大學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家院校自平津淪陷后就一直向南遷移，于1937年11月，三家在長沙合建了長沙臨時大學。但是后來日軍的炮火開始向中部逼近，國民政府認為日后湖南將成為中日間的主戰場（后來果然是這樣），為了能夠讓教授、學生有安全安靜的研究和讀書環境，政府又讓他們再遷往云南昆明。就這樣，三所大學分幾路入滇，從湖南跋山涉水，經貴州到云南，在那里組建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場教育的西遷為中國培養了無數知識分子，為抗戰后方建設培養了眾多力量。

抗戰時，這些資源的西遷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悲涼，但同時也促進了西部的發展，縮小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為持久抗戰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