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相關材料看，毛澤東對九一八事變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進行了深刻分析和闡述，但目前學界的相關探討尚不夠深入。本文擬在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對此作進一步分析。

一、九一八事變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和階級關系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這一重大變化及其對中國革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刻分析。

（一）日本對華持續侵略導致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和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九一八事變，“ 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又是他們為把中國變成其獨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近代以后，日本對華持續侵略。九一八事變前的甲午戰爭、侵占臺灣和澎湖列島、伙同列強侵入北京、日俄戰爭時期侵犯中國東北領土和主權、侵占青島、提出“二十一條”等行徑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苦難；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不斷擴大侵略，1937年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妄圖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進而吞并亞洲、稱霸世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是長期的持續的，自近代以來愈演愈烈，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災難，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程度進一步加深。

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和野心，毛澤東有深刻的認識。1939年6月10日，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把日本軍隊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列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重要步驟，指出：“日本對華基本方針是滅亡中國，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這是堅定的、不變的”，“日本滅亡中國的總方針是非常堅定的，決不改變的，它一定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

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后果就是導致中國社會性質發生變化。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把九一八事變作為中國社會性質變化的一個節點。他指出：“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后，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他更進一步指出：“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更使已經變成半殖民地的中國的一大塊土地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這表明，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半殖民地程度加深了，有了部分殖民地的性質，完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進一步加重。與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相比，中國社會矛盾的變化更為明顯和尖銳。隨著日本侵略的愈益擴大，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但隨著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的加劇，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由一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所以日本的侵略行為“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與此同時，“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或消滅”。

這里，毛澤東指明了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社會矛盾的影響，一方面是中國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隨著日本的侵略進一步尖銳化，與中日矛盾相比，中國同其他帝國主義的矛盾暫時退為次要矛盾，中國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在中國同一般帝國主義的矛盾中的地位更加凸顯；另一方面，在中國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這兩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中，由于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侵略，前者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的階級矛盾雖然仍然存在，但退為次要矛盾。

（二）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一變化，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至1935年華北事變而逐漸清晰起來。毛澤東曾在各次會議上、各種場合反復闡述此變化。他除了指明“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之外，更多的是強調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以及此種變化對我們黨的政策的影響。

毛澤東首先指出，九一八事變使國民黨陣營發生分裂，我們黨應當抓住機會推動國共合作。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以蔡廷鍇、蔣光鼐等人領導的第19路軍在上海的抗戰為例，指出第19路軍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為”。他認為，19路軍的事實證明，隨著中日矛盾的激化，國內的階級關系會發生變化，國民黨內部也有發生分裂的可能，我們應當把握這種變化，爭取更多力量到抗日斗爭中來。他還批評一些人認為“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的僵化觀點，指出“九一八事變以后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那么，為什么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入侵“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我們黨內持這樣一種論點的人是不對的”。在1936年7月15日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九一八事變后“某些國民黨員都已經參加或是打算參加抗日運動了”。1939年6月14日，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講到抗戰的前途以及抗戰的曲折性時指出，民族危亡當前，國民黨中也會有有識之士支持抗戰，并不會“整整齊齊一人不剩地投降”。他還以九一八事變后馮玉祥、蔡廷鍇、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吉鴻昌、任應岐、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孫科等人作為例證。

毛澤東進而指出，國民黨陣營的變化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專門闡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構成及其態度的變化。他指出：“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主要的是中等資產階級”，他們在九一八事變前“跟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對過革命，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沒有掌握過政權，而受當政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所限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全面抗戰時期，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因此，他們是工農階級“較好的同盟者”，對他們“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1942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學習組會議上，毛澤東在闡述中國共產黨路線政策的發展時，特別舉例指出：“‘九一八’以后情況變化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傾向我們，如孫科、黃炎培等。”

總之，毛澤東認為，以九一八事變為界，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在民族危機面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可能發展成為革命的同盟軍，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也要進行調整，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

二、九一八事變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任務

形勢決定任務。“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和革命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黨自身的不斷成熟，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九一八事變及其重要影響的認識，克服和糾正了抗日政策上的“左”傾錯誤，并以民族大義為先，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到統一戰線中來，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努力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九一八事變后，毛澤東就對事變的性質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對黨內存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深刻批判。

（一）關于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

首先，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與不戰成為決定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一再妥協退讓，這樣的消極政策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肆無忌憚，也遭到了國內人民的強烈反對。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歷來存在的劈頭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戰不戰的問題。自‘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之間，這個問題爭論得很嚴重。‘戰則存，不戰則亡’——這是一切愛國黨派和一切愛國同胞的結論；‘戰則亡，不戰則存’ ——這是一切投降主義者的結論。”

與國民黨的消極妥協不同，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堅決的斗爭態度，迅速組織武裝力量奮起抵抗。1931年9月25日，毛澤東便同朱德、賀龍、彭德懷等聯名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的陰謀，一方面“號召白軍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紅軍，為共同抗日、打倒國民黨、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而戰”。

其次，事變發生后謀求民族獨立的民族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基于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澤東提出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號召，把民族革命任務作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號召全民族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2年4月15日，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后，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宣布要“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在1935年華北危局之際，他同朱德于11月28日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指出“繼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是華北半個中國的淪亡”，號召“開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在“九一八事變時，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即已號召全國人民與全國軍隊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但因貴黨及貴黨政府遲疑不肯采納，致使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直到今天還未發動”。在日本侵略逐步加深，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的時刻，必須“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要用“民族自衛戰爭”來反抗日本侵略者，以實現民族解放的目標。1938年10月14日，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專門闡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強調要了解抗日戰爭的性質，并指出中國共產黨要擔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他指出：“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將抗日戰爭定名為抗日民族自衛戰爭。

194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發刊詞》中總結指出，“須知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這里所說的“只有一個戰爭”，就是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民族自衛戰爭，就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只有全民族抗戰，才能求得民族生存，才能實現民族革命的目標。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分析，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斗”，抗擊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二）關于批判九一八事變后黨內的“左”傾錯誤。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一開始就“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但在具體的策略問題上由于受“左”傾錯誤的影響，遵義會議前黨制定的抗日路線政策一度出現“左”的偏差。這突出體現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及時根據形勢變化，調整對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以達到團結抗戰的目的。毛澤東指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但是“‘九一八’到遵義會議，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發生了‘左’的東西”。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

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曲折性，一方面來自于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內各階級、各政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對是否應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有過激烈爭論，并沒有形成全民族抗戰的共識，另一方面也來自于黨內的“左”傾錯誤不能正確把握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能正確處理民族自衛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之間關系，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團結抗戰的“左”的政策。

延安時期，毛澤東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從理論上系統梳理和分析黨的歷史上的錯誤，特別是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分析。1941年，毛澤東寫了一篇長文《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對九一八事變后“左”傾路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上的錯誤進行了深入批判。毛澤東指出，“十年內戰后期”，即“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的時期”，“中共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1941年9月，毛澤東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一文中分析了黨的歷史上的主觀主義錯誤，并指出對于包括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內的1932年到1935年的黨的路線，黨的七大會作系統總結。

1945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九一八事變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深刻分析。決議認為，當時的中央之所以犯“左”傾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確分析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對象的變化。決議明確指出，“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中國階級關系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左”傾路線還忽視了日本帝國主義制造的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的新情況，對九一八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沒有認識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后民族自衛戰爭的重要性，“過分地夸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仍然錯誤地“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 ”，“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

由上可見，九一八事變后特別是延安時期，毛澤東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從事變發生后中國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出發，正確分析了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性質、任務的變化。他認為，九一八事變后，隨著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完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前，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中國的“民族革命任務，主要地是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與此同時，他還深刻批判黨內的“左”傾錯誤，從思想上肅清了“左”傾錯誤的影響，使全黨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清晰的認識。這“立”與“破”的兩方面，為我們黨制定并執行正確的抗日政策和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九一八事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與鞏固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任務的變化深刻影響著黨的抗日政策的制定。1935年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開始確立領導地位，我們黨逐步克服了“左”傾錯誤的影響，在正確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社會矛盾以及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民族資產階級態度的變化的基礎上，“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于團結抗日的總任務”，制定出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了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斗爭。共產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愿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我黨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五月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等步驟之所由來。”這里，毛澤東清楚地講明了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等客觀形勢，是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現實依據所在。

此外，九一八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及各階級政治態度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客觀條件。毛澤東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同時，由于九一八事變使中日矛盾在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中處于突出地位，所以九一八事變“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這就是說，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和抗日大局出發，努力和平解決事變，這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推動國共再次合作過程中，毛澤東對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的對日妥協政策進行了深刻批判，強調了實行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發表《對張楊的訓詞》，借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訓詞”，聲稱國民黨一直致力于“團結”以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對此，1936年12月28日，毛澤東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明確批評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推行的不抵抗政策，指出：“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和不統一，完全是因為貴黨和貴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變以來，貴黨違背全國民意，違背全民族利益，執行了絕對錯誤的政策，得到了喪失幾乎半個中國的結果，這個責任是絕對不能推諉于任何別人的”。毛澤東批評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違背民族利益繼續“剿共”，致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遲遲不能建立，同時積極闡述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敦促蔣介石立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此后，在抗日戰爭中，面對國民黨的歷次反共高潮和破壞抗戰的行徑，毛澤東都旗幟鮮明地批評國民黨自九一八事變以后的錯誤政策，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來之不易，不能破壞。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指出：“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盧溝橋中國軍隊的抗戰，是中國全國性抗戰的開始。由于日寇無底止的進攻，全國人民的堅決斗爭，民族資產階級的傾向抗日，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努力提倡、堅決實行和取得全國的贊助，使得‘九一八’以來中國統治當局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在盧溝橋事變后開始轉變到實行抗戰的政策。”但是，國民黨政策的改變并不徹底，盧溝橋事變后，“國民黨當局又依然繼續其‘九一八’以來所實行的錯誤政策，進行了妥協和讓步，壓制了愛國軍隊的積極性，壓制了愛國人民的救國運動”。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批評國民黨“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在1927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剿共四年”，“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至1937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會議上指出，“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后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在1944年7月14日與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傾其全力……進行‘剿共’戰爭”。在1945年10月17日的延安干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從九一八事變以后，就產生了和平團結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要求了，但是沒有實現”。這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建立起來，但是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統一戰線始終面臨著破裂的危險。毛澤東對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行為的持續批判，是以批評和斗爭求團結，是鞏固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舉措。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和中國社會的格局。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對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進行了科學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糾正了此前的“左”傾錯誤，提出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強保障。毛澤東對九一八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及其影響的分析和評判，反映出毛澤東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把握歷史發展的時與勢基礎上的歷史主動精神，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后的理論創新力量，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智慧，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作者：張皓，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肖嬌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于《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