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存在形形色色的詐騙行為，怎樣辨析行為性質，如何認定是否構成犯罪，是司法實踐中較為關注的問題。在此，結合一起典型案例，分析行為人明知無還款能力，還采用欺騙手段，以零首付方式購得汽車后抵押給小額貸款公司，并質押套現的行為構成何罪，如何處理，敬請關注。

主要研討問題：

◎小額貸款公司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以欺騙手段零首付購車后質押給他人是否構罪；◎質押套現行為如何定性。

陶維俊

基本案情：2017年9月，趙某為歸還高利貸等個人債務，與某汽車銷售公司銷售人員熊某等人合謀，意圖通過貸款購車后再將車轉賣套現的方式獲取資金。熊某等人在明知趙某購車意圖虛假、其并無歸還車貸能力且試圖轉賣變現的情況下，仍配合趙某，以趙某要向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購車為名，與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簽訂了《貸款合同》。后趙某通過虛高個人收入、隱瞞貸款真實目的、與緊急聯系人串通等方式成功從某小額貸款公司騙取貸款11.2萬元，小額貸款公司預收保證金1.2萬元。在小額貸款公司將貸款直接支付給車輛銷售商后，趙某從該汽車銷售公司提取起亞牌車輛一輛，同時將該車輛抵押在小額貸款公司名下并辦理了抵押登記。然后，趙某將新車直接質押給牟某，獲取資金3.9萬元用于歸還個人債務。后趙某為躲債隱藏起來，牟某在無法聯系趙某的情況下，將趙某質押的車輛在網上販賣。小額貸款公司知悉被騙后報案，偵查機關將趙某抓獲，但涉案車輛無法追回。

【要旨】

行為人明知無還款能力，與車輛銷售商共謀后，通過提供虛假收入證明等方式，騙取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支持，以零首付的形式購得汽車，在明知汽車抵押在小額貸款公司名下的情況下，將其質押套現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指控與證明犯罪】

審查起訴階段。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對本案定性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屬于民事違約行為，應當作無罪處理。雖然趙某沒有還款能力，但是零首付所購車輛已經抵押在小額貸款公司名下，即使趙某還不起貸款，小額貸款公司也可以通過實現抵押權的形式收回貸款，故本案屬于民事上的違約糾紛，不應當納入刑法調整范圍。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趙某行為應定性為騙取貸款，但因金額達不到追訴標準，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理由是：小額貸款公司屬于刑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趙某在貸款過程中實施了欺騙手段，如出具虛假收入證明、隱瞞真實購車意圖、與緊急聯系人串通等。但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是以購車款的形式支付給銷售公司，并非為趙某所獲取；且有車輛抵押的行為存在，不能推斷出其對貸款的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構成騙取貸款罪，但騙取貸款罪的入罪起刑點是100萬元，本案騙取金額達不到入罪標準。

第三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貸款詐騙罪。因為，在認定小額貸款公司屬于刑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的情況下，趙某通過欺騙手段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后，將已抵押車輛質押給他人獲取錢財并逃匿，其行為實際上使得小額貸款公司的放貸目的和收回貸款目的均不能實現，騙取貸款和騙取車輛具有實質上的同一性，實際上是對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進行了非法占有，造成小額貸款公司10萬余元損失，因而構成貸款詐騙罪。

第四種意見認為，趙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首先，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從實務上看，對小額貸款公司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尚存在爭議，認為其屬于金融機構的觀點主要基于小額貸款公司從事的業務性質屬于“金融業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的《金融機構編碼規范》中的編碼對象有小額貸款公司；而不贊成小額貸款公司屬于金融機構的觀點指出，小額貸款公司并非刑法規定的“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一般也無法取得銀監會頒發的金融許可證。因此，小額貸款公司是否屬于“金融機構”尚不明確，則趙某的行為不宜認定為貸款詐騙罪。其次，本案中，小額貸款公司在貸款后取得了車輛抵押權，理論上可以保障在趙某無法歸還按揭款時，通過行使抵押權以保障債權，但趙某在貸款之初就向小額貸款公司隱瞞了購得車輛之后會套現的事實，事后無法追回車輛也在可預料范圍內。因此，小額貸款公司基于趙某真實購車并會妥善持有車輛并有還款能力的錯誤認識，決定發放貸款。后趙某將車輛質押，他人予以販賣，導致小額貸款抵押權無法實現，造成小額貸款公司10萬元貸款無法收回的損失，應定性為趙某在明知自己沒有履約能力的情況下，隱瞞非法占有意圖，通過偽造收入證明、簽訂抵押合同等方式，以零首付獲得車輛后質押變現的合同詐騙行為。

出于對案件辦理的慎重，辦案檢察官將本案提交檢察官聯席會討論，參考多數意見，該案以涉嫌合同詐騙罪提起公訴。

法庭審理階段。辦案檢察官在出庭公訴前，梳理了本案的爭議焦點，制定了出庭支持公訴計劃：主要側重從趙某非法占有目的和車輛被處理情況兩個方面進行舉證。一方面，舉示趙某申請貸款時的申請資料、貸款合同、其原任職公司證實其已離職且收入不實的書面材料，相關證人證言以及趙某的供述，證實趙某無真實購車意圖、無按時歸還車輛按揭貸款能力；另一方面，舉示牟某給趙某3.9萬元的轉賬記錄、牟某的證言以及趙某的供述，證實趙某在取得車輛后隨即通過質押變現，放任產生車輛無法找回的風險，導致小額貸款公司的抵押權無法實現的客觀事實。

在發表公訴意見時，公訴人進行了充分說理，并且指出，本案不屬于民事糾紛，通過證據舉示可以證明趙某對車輛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貸款合同只是其掩蓋犯罪的手段，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趙某自始至終沒有履約能力，通過偽造證明資料等獲取貸款公司放款、通過質押車輛來套現的目的是行為一開始就確定的，其后將行為付諸實施并逃匿，不屬于民事合同糾紛范圍。其次，趙某以合同的形式取得貸款，其詐騙針對的目標是車輛，通過欺騙小額貸款公司取得車輛后再質押變現，導致貸款公司抵押權無法實現，其行為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判決結果】

2018年12月28日，某區檢察院以合同詐騙罪向區法院提起公訴，區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趙某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5000元。宣判后，趙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兩個方面：第一，小額貸款公司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金融機構”。據前所述，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司法實踐中，有不少判決認定其屬于金融機構，也有判決認定其不屬于金融機構。對此，筆者認為，像小額貸款公司這樣有金融業務的公司，如果取得了銀監會所頒發的金融許可證，則可以被認定為金融機構。第二，此類案件屬于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區分罪與非罪至關重要。因為車輛是通過表面合法的貸款合同以零首付的方式取得的，這種零首付按揭本來是促進居民消費的金融創新手段，即使其無法歸還按揭款而被小額貸款公司行使了車輛抵押權，也不宜以詐騙罪論處。因此，區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界限的關鍵是如何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不能通過客觀證據證實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則不宜以犯罪論處。本案中，通過相關證人證言、虛假申請資料、趙某的經濟狀況、被告人質押車輛變現事實、事后逃匿行為以及被告人的供述，證明了其非法占有目的，因而足以認定其構成合同詐騙罪。

（作者單位：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