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畫竹著稱的書畫家鄭板橋是哪個朝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板橋是他的別號。他生于一六九三年，卒于一七六五年，祖籍江蘇揚州興化縣人。他出生在書香門第之家。他工詩詞、擅文章、精于書法、繪畫，尤其擅長畫竹，他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清代時期乾隆年間著名書畫家和詩人。 他的“三絕”詩、書、畫中，怪異之作俯拾即是，甚至連他的創作論亦頗奇談怪論。他時時好發寄語，稱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驚電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故此，他又被人們稱之為“揚州八怪”之一。“揚州八怪”（汪士慎、黃慎、金農、高翔、李鱔、鄭板橋、李方膺、羅聘），在當時這八位藝術家在政治態度、生活作風、書畫創作等方面都…全部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板橋是他的別號。他生于一六九三年，卒于一七六五年，祖籍江蘇揚州興化縣人。他出生在書香門第之家。他工詩詞、擅文章、精于書法、繪畫，尤其擅長畫竹，他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清代時期乾隆年間著名書畫家和詩人。

他的“三絕”詩、書、畫中，怪異之作俯拾即是，甚至連他的創作論亦頗奇談怪論。他時時好發寄語，稱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驚電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故此，他又被人們稱之為“揚州八怪”之一。

“揚州八怪”（汪士慎、黃慎、金農、高翔、李鱔、鄭板橋、李方膺、羅聘），在當時這八位藝術家在政治態度、生活作風、書畫創作等方面都不同于社會流俗，他們的為人有明顯個性，他們的作品，有獨創風格，他們的書畫就形成了“揚州畫派”、“揚州八怪”，而鄭板橋更是 “八怪”之中的佼佼者。

鄭板橋的一生，經歷了三個帝王。在科舉道路上，歷經了三個階段：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他四十三歲那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考中進士，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他五十歲時出任范縣知縣，后調任濰縣任知縣。

后因賑災事觸忤上司而辭官，寓居揚州，后以賣畫為生。 “難得糊涂”是鄭板橋的立身名言。板橋的“難得糊涂”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典故呢。相傳，清乾隆十六（1751年），鄭板橋在山東濰縣（今濰坊市）做縣令已歷年，當時濰縣歸萊州管轄。

他早就聽說萊州郊外的文峰山上有一通《鄭文公碑》，此碑在我國書法由隸轉楷的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公務繁忙，他一直無暇去看。是年9月19日，鄭板橋到萊州辦完公事，天色尚早，經人指點，他爬上山，找到了這塊通碑。

他如獲至寶，就聚精會神地欣賞研究起來，直到夜幕降臨，碑上的字跡再也看不清才只好作罷。當他回過神來，舉目四望漆黑一片，才感到為難了，下山的路不熟悉，無法下山。可在這荒山野嶺怎么過夜呢？尋思好久，忽然發現山上有一處燈光。

于是，他便摸黑朝燈光方向走去。到了跟前，見是一所宅院，他叫開門，房主人是一位老者。他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和來意，看來，房主人對他早有所聞，熱情歡迎。吃過晚飯，二人便敘談起來。從國事到民事，談得很投機。

最后，房主人提出，他有一方石硯，尚無硯名，請鄭板橋留下墨寶。他欣然應允。房主人拿出一方長方形巨硯，并備好筆墨紙張。當鄭板橋思考硯銘內容時，才對房主人說：“你看，我只顧和您說話了，到現在還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

”房主人說“我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尊姓大名，只不過是糊涂老人罷了。”鄭板于是寫下了“難得糊涂”四個大字。主人看過，心靈有所觸動，于是說出了自己的身世。原來，他在乾隆朝中為官數年，后來因不滿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等腐敗行為，自己又無回天之力，于是便辭官歸隱山林，頤養天年。

鄭板橋聽完，感到意猶未盡，見四字下尚有空白，于是又寫下了：“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轉入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后來福報也。” “難得糊涂”四個字它是一種憤激之詞，這就是說，一個清醒的決看不慣當時世俗的黑暗，只有使自己變得糊涂，才能免生閑氣。

但正直的人又總是糊涂不起來，故而糊涂就更難得了。 鄭板橋想糊涂又糊涂不了，原因在于他又是極聰明之人，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無法糊涂。 本來，不糊涂卻要裝糊涂，這就很難。尤其是什么時候該糊涂，什么時候該清醒，這個方寸就不易把握。

所以板橋慨嘆“難得糊涂”！這“難得糊涂”四個字包含著多少感慨，多少嘆息，多少沉重，多少憂傷，又有多少不滿，多少牢騷在其中。 故爾，“難得糊涂”的智慧，實際上包含著一種韜光養晦的世故，或者叫作應世技術。

當人處在某種險惡的形勢下，而又對這種形勢無可奈何時，“糊涂”的智慧，可以起到一種應付時局，擺脫困厄的作用。也能寄寓于許多哀痛與沉重。 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正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哲理睿智的啟迪。

其實，“難得糊涂”是哲人面對蕓蕓眾生的執迷而發的機言智語。它猶如禪宗的偈語，是需要用心體悟的。板橋想讓人們從中悟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太深于世故，太精于鉆營，不要一味去爭，不能功名利祿總是放不下。

“糊涂”一點，能讓人得到一種安寧，一種輕松，一種坦蕩，一種悠然，一種自在。 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此言一出，就成了珍品，故此當時許多文人雅士，達官貴人，鴻儒巨商，都恭恭敬敬的把“難得糊涂”書為條幅，懸掛于廳堂之上，奉為格言警句，頂禮膜拜。

清官為民不染塵，是鄭板橋做官的準則，他在五十歲時，出任山東范縣知縣，后調任濰縣知縣（今山東濰坊市）知縣七年。他在任職期間，為政清廉，關心民間疾苦，斷案公正，為當地老百姓做過一些好事。比如，遇到荒災之年，他日夜勘察民情，為保全百姓性命，他來不及向上級申報，就果斷地打開糧倉賑濟災民。

再如，他還曾“捐廉代輸”，用自己的俸祿替貧苦百姓交納賦稅。為此他作過很多詩詞，如：《逃荒行》、《還家行》、《孤兒行》等，都是憂國憂民之佳作。 鄭板橋居官謹慎，唯恐不了解民情而辦錯事，他做官一心有功于國，有德于民，關懷人民，同情百姓，這些思想在他的題畫詩《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有所表露。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他居住在縣衙里，夜間無眠，聽到風吹修竹發出了蕭蕭的聲音，由此產生聯想，想到民間的疾苦；并且感慨深沉地表示，自己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縣官，無力解民這倒懸，可是百姓的種種苦難卻是沉重地縈系在自己的心頭的。

鄭板橋在任濰縣知縣時，為幫助災民度過荒年，他大興工役，修城鑿池，以工代賑，招來饑民就食赴工；以盡封當地豪坤糧倉，并令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流供應，就這樣救活災民無數。這些政績在鄭板橋的行書代表作《修城記》中詳細記述。

《修城記》的碑文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天地有春必有秋，國家有治必有亂。”板橋用辯證的觀點分析了自然界和社會發展規律。第二部分：“濰縣地界海濱，號稱殷富，一旦有事，凡張牙利吻之徒欲狼吞而虎噬者，濰其首也。

”對濰縣的公正評價和講了修城的重要意義。第三部分：“本縣先為之倡。首修城工六拾尺，計錢三百六十千。”板橋以身示范，帶頭捐資修城。第四部分：“其余各任各段，各修各工，本縣一錢一物概不經手。”板橋用了“承包責任制”的辦法，分段包干修城，而自己則兩袖清風，一塵不染。

《修城記》通篇僅用了200多字，就全面闡述了修城的宗旨和修城的重要意義。時至今日，這篇《修城記》一直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 辭官隱居畫清竹，是鄭板橋的最終歸宿。鄭板橋在知縣任上，因替百姓訴訟，辦賑濟，如實上報災情，減免農民一切賦稅，開國庫放糧救災。

但由于其他地方官員為了邀功而隱瞞災情，鄭板橋是正直的官員，不肯為虎作倀，終因他為賑災之事遭到了“大吏”的指責和大戶的反對。他也深感自己“無回天之力”了，只好“放一著，退一步”了。于是，便在乾隆十八年（1753）憤然辭去縣令，回到老家揚州，當年他已六十一歲了。

當他去官之日，濰縣百姓傾城而出，含淚相送，使他倍受感動，板橋對濰縣父老惜別依依，曾畫竹題詩留別道：“烏紗擲去不為官，囊藁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作為地方官，板橋離開范縣時一塵不染，告別濰縣時又兩袖清風，這堅貞高潔的情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在他走后的許多年里，濰縣的百姓家里都供設他的畫像，以表達敬慕之情。 鄭板橋回到家鄉江蘇省興化縣（今興化市）后，小住一段時間，便到揚州寓居，以賣畫為生。 鄭板橋精于繪畫，尤其擅長畫竹。

畫出了得意的畫幅，他又喜歡題上一首詩，或是寫上幾句話，把自己的感受，體會說出來，也往往記述有關的事情，或者引發一些議論來。他的題畫詩極富特色。與畫相配，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語言清新、質樸，用句生動、傳神；詩中常見哲理警句，如珠似玉，瑩瑩生輝。

或寫蘭、竹，或寫菊、石，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滲透著畫家濃厚的情感意識，讀之令人回味悠長。 鄭板橋為什么愿意畫竹？這是因為竹子有很多可愛之處。它具有青翠挺秀的形貌，可供觀賞；它的筍芽可供食用，枝干可制器物，葉子可作藥材，有著多種實用價值。

此外它還具有好多可以用來比喻人品的特質：枝干中空，這叫做“虛心”；節段挺直，這叫做“勁節”；經霜不凋、迎風傲雪，有耐寒的操守；沒有穢氣，不招蟲蟻，有潔凈的品行；如此等等。于是，竹子便成為人們理想的品德的象征和寄托，被稱作“君子”，被視為“良友”，故而文人畫竹，蔚為風氣。

鄭板橋畫竹，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既不同于宋人文同的茂密，又不同于元人吳稹的豐腴，而是簡凈疏朗，挺拔剛勁。他多用簡筆能在一枝一葉、三竿兩竿之中傳神寫意，顯示性靈，氣韻，也顯示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格。

筆墨越簡，越要求準確、精煉，越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和適當的夸張突出，必須匠心獨運，慘淡經營，才能收到“一以當十”的藝術效果。鄭板橋努力去追求這種境界，他有一首《題竹》詩，曰：“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灑夜間思。

冗繁刪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他一面創作，一面思考，刪除只表現形貌的繁枝冗梢，保護能傳達神韻的勁節秀葉，筆下不斷地出現新意，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待到往往因為新穎而感到生疏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成熟，道出了畫家自己“四十年畫竹枝”的藝術經驗，概括了藝術發展的規律。

鄭板橋才識放浪，“性落拓不羈”，常“與騷人野衲作醉鄉游，時寫叢蘭瘦石于酒廊僧壁，隨手題句，觀者嘆絕”。他在一幅《蘭竹圖》上題道：“昨日大醉不能畫，今日作畫還酒價；價劣余錢更飲之，噴出竹蘭頗瀟灑。

蘭花不過十數箭，竹枝只堪盈一把；卻有清光伴讀書，與君相對寒燈下。” 讀此首詩可體味板橋豪爽之性情，亦可感受其五味之心態。真可謂苦中求樂，樂中有苦，苦樂相伴，自得其樂。 還有一首《題畫竹》詩云：“滿目黃沙沒奈何，山東只是吃饃饃。

偶然畫到江南竹，便想春風燕筍多。”這首題畫詩是追憶自己當年在北方作官時所曾產生的懷鄉之情，以借畫竹寄托鄉情，或者是他于從事繪畫藝術創作過程中，觸發了平日所積壓的羈旅情懷。 在鄭板橋的題畫詩中，還可見一些閑情之作，看去，好似隨口吟出，但卻自然、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如五言詩：“鄰家種修竹，時復過墻來。一片青蔥色，居然為我栽。”詩中含有幾分幽默、詼諧之意趣。 鄭板橋畫竹，畫了一輩子，他有繼承，更有創造，他勇于探索，也善于總結。他的畫竹題記里就記載了豐富的經驗和精辟的見解，同時，他的畫竹題記又往往是優美的小品散文，短短數語，寫得那么清新、自然，活潑生動，有記事，有抒情，也有議論。

他的人品、畫風、生活情趣、藝術主張都包含在其中，文筆簡凈，含意深閎。他的畫竹既然早已在藝術中享有盛名。那么，他的題記，也該被我們看作是文壇上的一朵艷麗的小花。 “怪”中有道論文章，是鄭板橋處事為人的人品主旨。

清代文網森嚴，文人們俱觸文網，往往大力提倡學問、義理，死鉆故紙堆，出現了一大批書蛀蟲式的學者。鄭板橋獨能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反對死讀書、背教條，做“抄經摘史”的死文章。他在《偶然作》中說：“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為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圣。筆墨之外有主張。”他“不讀書史”的提法，是針對當時只啃書本不面對現實生活的現象說的，這在當時已非常驚人。而他所謂“直攄血性”，意即我筆寫我心，無所顧忌。心、口、筆，不依外力而轉移。

這就是魯迅所提倡的“敢說、敢哭、敢怒、敢罵”的文章，也是明清兩代正直文人們常說的“直性情。” 鄭板橋的“血性文章”的主張，首先在內容上不信道家仙語，不從佛門禪說，更無視賢圣之人和當權者們的遺令訓示，純粹以自己的社會體驗和生活感受為摹寫對象，敢于在筆墨規矩之外另成方圓，自出機抒。

他的“血性文章”寫法要求是“不泥古法、不持已見，惟活而已”。為求活、求新、求奇，便必定首先要下一番笨功夫、苦功夫，務求先精通于一道。這正如同板橋自己在繪畫諸體中“專畫蘭竹，五十余年，不畫他物”，真正做到了“彼務博，我務專”。

幾十年后，板橋獲得了“畫絕”的美稱。其實，觀察，體驗和寫作的訓練過程大都如此。正如他自述的一樣：“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告之，人將啟之，物將發之”，文章自然會寫得新奇喜人。如果“不奮苦而求速效”，一味求名逐利，浮辭求寵，那只能是“落得少日浮夸，老來窘隘而已。

”寫作無他途，惟勤觀察。勤觀察、勤感受、勤練筆方能成大手筆。 鄭板橋的觀察，不僅在物，不僅在蘭、竹、松、石之間，更注重在社會與人生。勤察外物，順合民情；勤察外物，內省自心。因此他的作品常能把外物人格化、精神化，把對社會的不滿之氣雕鏤于詩文字畫的具象之中，澆鑄在意境氛圍之內，使人切感其創作的“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移之石”的背后，總是赫然樹立著一個有骨有節的“千秋不變之人”的偉岸形象。

板橋為詩文，處處體現他立定的處世為人的人品主旨，所以他的詩文常能出新出奇，常能于變能之中，做到創作主旨的不俗不淺，頂天立地，昂昂然合天下大勢，而不像凡夫俗子們作文，立身處世本來就已經淺薄，盡管提筆為文時常要費心三思所謂主題，但到頭來其主題仍是非俗即濫，非偏即惡，毫不真意和真價值可言。

板橋論詩提倡“真氣”、“真意”、“真趣”，就這一個“真”字，便使他忍受不了現實中的濁氣、腐氣和邪氣。在他的一些題畫詩中也都表現他自己的幽潔孤高、與卑污穢的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情懷，直到他臨終那年畫竹時還說：“官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

”板橋的正直廉潔，如同翠竹清風一樣堅貞高潔。這在貪官成群，污吏橫行的當時，確實是難得可貴的。也正因為如此，板橋的作品才獨具一種于欣欣然中凈化心靈的作用。 印章明志—清官。刻枚印章以明志是文人墨客最喜歡做的事。

那是一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白，說的是真話。鄭板橋印章的一大特色，是把自己平生生活與為人處世之道一一道出。讀其章能讀出一個明明白白的鄭板橋。按他出生地江蘇興化的民俗，10月25日為“雪婆婆生日”。鄭板橋剛好生于康熙三十二年這一天，故以“與雪婆婆同生日”一印志之。

“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七品官耳”以及“十年縣令”等印，則簡直是份簡歷。他歷經康雍乾三世，知事，五年后調任濰縣縣令，直到“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憤然辭官重做“二十年前舊板橋”（鄭另一印章），一共做了12年七品芝麻官。

二百年來，不少人闡釋過鄭板橋的“怪”。大抵說他的確是個“怪人”，畫怪念頭怪行為亦怪。人們只是從表象上論之，他骨子里非但不怪，而且堂堂正正。記得蘇東坡當年貶在惠州，曾指著自己的大肚皮問愛妾王朝云：“里面裝的是什么？”朝云笑答：“學士有一肚子不合時宜！”鄭板橋被人視為“怪”，類此。

“不合時宜”者，拒絕與世俗同流合污之謂也。 在鄭板橋那個時代，自乾隆十年開創“捐納入仕”（買官做）后，“千里做官只為財”更成為官場風氣與社會時尚，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已成家常便飯，且有一套完整的“潛規則”。

而鄭板橋卻堅持要做個為民的清官和明理的好人。并刻了“直心道腸”、“畏人嫌我真”、“富貴非我愿”等幾枚印章，明其心跡。一上任便在衙門墻上挖出百十個通街的窟窿，要“去前官惡習俗氣”。在濰縣時值“歲歉，人相食”，他又刻了一方“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之印，并大興工役令饑民“就食赴工”，又開倉又勒令大戶賑災，連自己薪俸也搭上，雖活人無數卻大大得罪了官紳們。

現實就是這樣，誰破壞了已成的“潛規則”，不愿同流合污，便會被當作“異類”，受群起而攻之。鼻子上被涂了白粉變“丑八怪”已屬小事。果不其然，兩袖清風的鄭板橋終被誣為“貪婪舞弊”，背黑鍋丟官。

所幸的是，官紳們損之為“丑八怪”，而正直者卻去“丑”承“怪”贊美之，謂之不同凡俗。故“揚州八怪”二百年來一直是畫苑上的著名品牌。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