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銀行由中國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于1917年5月15日創辦，其主要股東多為軍閥官僚，是中國重要的私人銀行之一。金城銀行“名曰金城，蓋取金城湯池永久堅固之意”，最早總行設于天津，先后在京、滬、漢等地開設分行。由于經營得法，業務發展迅速，1936年金城銀行的存款達1.83億元，一度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居私營銀行首位。1936年總行遷往上海，天津改為分行。1952年12月金城銀行參加天津金融業公私合營，與其他銀行合并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金城銀行創辦時實收資本50萬元，1927年增至700萬元。當時最大的股東為安徽督軍倪嗣沖和安武軍后路局總辦王郅隆，共占創辦時實收資本的56%。

民國時期，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被金融界統稱為“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華北的金融業務。在北四行的資金運用中，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喜歡購買公債和外幣債券；大陸銀行總經理談荔孫對購置房地產情有獨鐘；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則把投資工商業視為“天職”。金城銀行曾經明確地指出：銀行與工商業本來有著絕對緊密的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才可能發達。金城銀行投資民族工業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銀行資本滲透、控制產業資本的趨勢，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業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后世的肯定與推崇。

申明大義的民營銀行家

周作民于1884年(清光緒十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蘇淮安一個教書先生家庭。父親周佩香是個舉人，以開館授學為生，家境清貧。周作民自幼隨父讀書，15歲時轉入東文學堂讀書，師從著名學者羅振玉。1902年前往廣東，進入廣東公學，學費由該校教師羅振玉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優異成績考取廣東官費赴日本留學，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兩年半后，廣東官費因故停發，他只得輟學回國。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學堂任翻譯，并在業余時間自學財經。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擔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走上仕途。1912年隨臨時政府北遷，在財政部繼續供職。1913年任庫藏司司長。1915年周作民離開財政部，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后又兼任國庫課主任，從此開始了他的銀行生涯。

周作民一手創辦金城銀行，為它傾注了畢生的心血。1917年金城銀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勢力，左右逢源，業務得到迅猛發展。僅僅經過3年時間，在華北就獲得了與中國、交通、鹽業3銀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發展基礎。金城銀行通過大量購入北洋政府公債、國庫券和進行財政性投放等方式，既獲得了巨額利潤，又為北洋政府渡過財政困難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銀行與鹽業、中南等銀行組成聯營機構，后來大陸銀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銀行資本總額已經增700萬元。

北洋政府倒臺后，周作民積極向國民黨政權靠攏，先后擔任國民黨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在銀行業務上，他逐漸將重心南移，并在廣州、香港設立分支機構。1935年，金城銀行董事會決定由周作民擔任總董兼總經理，集大權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銀行總行遷至上海。

1935年，在國民黨政府親日外交的推動下，周作民曾和吳鼎昌一起率領經濟考察團訪問日本。回國后，周作民擔任中日貿易協會副會長。

抗戰爆發后，周作民被任命為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但他很少過問。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一直在成為孤島的上海租界里指揮著淪陷區金城銀行各地分行的業務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周作民正在香港，日軍占領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軍遣送回滬。日方想與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擔任金城銀行和有關的投資銀行職務外，假托身體有病，未出任任何職務。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特務對周作民進行恐嚇及敲詐，后經過張群、吳鼎昌等疏通，經蔣介石批準，知照有關軍、政、司法機關對他進行保護。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迫使各商業銀行出售黃金、外匯，向“中央銀行”繳存現金。金城銀行也被迫交出原來陸續積累的外匯。當時，蔣經國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對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進行威脅，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匯，并規定非經他允許，周作民不準離開上海。但在美國人陳納德的庇護下，周作民還是安然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產黨方針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營金融業領軍人物中第一個回歸大陸的。周作民回歸后，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和照顧，特邀他任全國政協委員。1951年周作民組織由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及四行儲蓄會改組成立的聯合信托銀行實行五行聯營、聯管，并出任董事長。1952年12月，60家合營銀行和私營銀行實行統一的公私合營時，他任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在私營金融業的企業改造中，帶動其他同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臟病猝發，在上海逝世，享年71歲。

解放前金城銀行位于天津的辦事處投資工商業的“天職”

從創辦時間上看，金城銀行成立于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產業資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債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銀行在內的一大批商業銀行。當時許多商業銀行也將扶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金城銀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金城銀行對發展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認識。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會上，金城銀行就明確指出：“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斯可發達，故銀行對于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而投資之目的則有二：1.專謀營業上之利益;2.助長工商事業之發展。……歐戰既平，世界經濟之競爭日益劇烈，我國工商業似應及時發展。銀行事業與工商業有密切之關系，如前所述，將來如有新發生之事業，或對于重要之工商業，須結合團體組織、銀行、公司之類，本行為發展營業起見，或須分投資本亦未可知。”

金城銀行在放款上，以對工礦企業放款和投資較多而聞名。據統計，從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礦企業有100多家，放款的重點是“三白一黑”，也就是紡織、化工(制堿)、面粉、煤礦四大工業。金城對工礦企業的放款從1919年的83萬元，到1923年增至近700萬元，增加了近8倍，在五類放款對象中占居首位。另外，放款在1萬元以上的有紡織業22家、化學工業6家、面粉業10家、煤礦11家、食品4家、煙酒2家、印刷2家、建筑業2家、機電2家、皮革2家。金城對華北資源的開發和產業的發展作出的貢獻，受到社會各界的贊譽。

金城銀行對民族工業的投資和放款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17—1927年是金城銀行產生、成長的10年，它在極力爭取大中小戶存款的同時，十分注意對工商業放款，成為其運用資金的一個重要出路。這個時期，金城銀行的放款增加很快，1923年的放款總額比1919年增長1倍多，而對工礦企業的放款增長了3倍多，商業放款只增長不到50%。金城銀行逐漸把業務的重心轉移到支持工礦業發展的基礎上來。

金城銀行對我國化學工業、尤其是對永利制堿公司的資助已經成為我國金融史上的一段美談。永利制堿公司為久大精鹽公司總經理范旭東發起創辦。范旭東是中國化學工業奠基人之一，著名愛國實業家。他1914年創辦久大精鹽公司，1917年創辦永利制堿公司。純堿(碳酸鈉)是玻璃、造紙、紡織、染料、食品等許多工業的基本原料之一。而當時中國堿業市場向來為英國卜內門化學工業公司所壟斷。永利1921年在天津塘沽建立堿廠，1924年開始出堿，1925年逐漸增產試銷，是當時國內唯一的大規模的堿廠。但這卻引起卜內門洋堿公司的注意。卜內門洋堿公司千方百計想要收買，收買不成，就企圖扼殺這個中國的新興企業，但最終沒有得逞。而永利制堿公司得以生存、發展，除技術方面得力于范旭東的老友侯德榜外，在資金方面則得力于金城銀行的支持。

早在1921年，永利創辦，成敗未可預定時，金城銀行就獨立資助，與其訂立透支10萬元的合同，此后透支數額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萬元，1925年超過60萬元。在當時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需要冒著極大的風險。永利試制純堿的過程前后經歷了八九年時間，資金嚴重短缺，想再招股，連股東都不肯再繼續投資，其他銀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籌建期間，曾欠了金城銀行好幾十萬元的債款。使永利債臺高筑，風雨飄搖，前途未卜。金城的同人都非常恐懼給永利的放款難以收回來。周作民放款給永利的決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負責人的非議和反對。而周作民認為，范旭東脾氣耿直，自信力強，有勇往直前的創業精神，做事扎扎實實，為人堅守信用，制堿又是極有前途的民族工業，他的事業不會不成功，堅決主張貸款支持永利，他囑咐天津分行照著去做，責任由他承擔。周作民這次放款，既表明了他對范旭東的相知之深，也反映了作為一個銀行家的膽識。后來他每逢說到永利在困難處境時，他是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總是津津樂道地認為自己“有眼光，有氣魄”。

在金城巨額資金的支持下，永利順利渡過難關，生產日趨順利，產量大增，成本下降，產品質量提高。1928年，永利的“紅三角”純堿在美國建國150周年博覽會上得獎，信譽蒸蒸日上，逐步將洋堿逐出國內市場。

金融滲入產業資本

1927—1937年，國內外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金城銀行在支持民族工業發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業務大幅度擴展。這一時期，金城銀行對工礦業的放款金額常年占該行放款總額的25%左右，但絕對數額有了大幅提高。紡織工業仍是金城銀行這個階段放款與投資的重點。在正常情況下，紡織業資金周轉快，借款期限短，利潤較高。1927年后，銀行業開始向紡織企業大規模投資，或收買、代管。20世紀30年代后，中國紗業發生危機，許多紗廠不得不走上以廠抵債的道路，金城就與中南銀行合作，以放款轉化